古学鼻祖刘歆王侯世家书香门第－历代大儒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

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

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

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俯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同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

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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