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它的“心性”哲学,从人的存在引申天理和人事,引申出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完善,引申出国家的伦理秩序和丰功伟绩。儒家实践理性注重实际、讲求效用及用理智控制行为的特征,儒家实践理性承认、尊重、相信甚至强调去符合一个客观的原则、规则或秩序。这一原则、规则或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独立于人的思维和经验的天道或天命。这里,人道不儒家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实践或实用强调注重实际,讲求效用；理性则代表着用理智控制行为的能力。向深层开掘 ,实践理性又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儒家实践理性具有巨大的绵延伸展能力,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人不仅保留了许多儒家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吸取了儒家文化中有用的思想并融于国家政治中,并对当代新加坡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西方强调以法治国,儒家传统注重以德治国。李光耀等新加坡政俯领导人继承、创新了儒家德治传统,一方面,十分强调领导者必须养成君子品格,在道德实践上身体力行；另一方面,李光耀等新加坡政俯领导人也大力向民众倡导儒家道德。新加坡以德治国的政治实践,集中体现在儒家“八德”教育和“共同价值观”的倡导上。李光耀将儒家道德归结为最重要的八种美德或治国之纲,那就是: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李光耀所说的“忠”,是指要忠于国家,有国民意识。具体包括归属感、国家利益第一和群体意识。李光耀说,“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他认为,家庭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李光耀说,“仁”与“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善精神,关心他人。他号召新加坡人都来做“仁人君子”,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会那样用金钱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现引申为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李光耀将“礼”区分为形式与诚意两方面；认为礼尚往来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关系；并指出了“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礼貌的形成需要教养。“义”,李光耀认为,义就是信义,政俯和人民之间、新加坡各族人民之间、每个人之间都要坦诚守信,不要欺诈和见利忘义。“廉”,具体地说,李光耀等新加坡政俯领导人将清廉、廉正发展为新加坡的一种宝贵的政治文化。“耻”,李光耀说,耻就是知美识丑；并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美丑不分,对文明的行为不以为美,对丑恶的行为不以为丑,那么,这个国家距离垮台已为时不远了。”(《浅析儒家文化对新加坡政治的影响》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