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性一元化－理学心学

一曰“见性。”王阳明说：“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52。）又说：“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68。）他以为“性”没有一定的格式，古人论性不尽相同，只是所见有浅深，今人论性不同，也只是“说性”，而非“见性”。“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只有从性的本体与发用、源头与流弊等不同方面看到它们的统一本质，才可谓“见性”。这种“见性”的思想直接驳斥了朱熹将“性”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截的观点。

二曰“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陆原静曾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王阳明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一人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注：《传习录上》，页39。）他从天人合一方面论及性、理关系，以为不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即使仁义礼智之四德都只是性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性”是不分天、人的。又从“天”、“帝”、“命”而论到“性”、“心”，在用语上似沿袭前人之说，但他把“天”、“帝”“命”与“性”、“心”平列，其实是合天道于人性，无形中降低了“天”的地位，把“天命”与“人性”浑为一体了。他曾说“人心天理浑然”（注：《传习录上》，页29。），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人心天理浑然”也就是他对朱熹理气说在人性问题上的修正。

三曰“性一而已”。王阳明说：“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注：《传习录·答陆原静书》，页154页。）人性问题是个多层次的复杂问题，既包括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也包括人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王阳明强调心、性的一元化，以思维为唯一本质，把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全部包容在人的思维特性中。朱熹为了说明善恶的不同来源，而把人的道德意识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相应地也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性、情、才、质等不同方面。王阳明继承了这些思想，而以此为基础，把道德修养看作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他以“仁义礼智”为先验的道德观念，“聪明睿知”为先天的才质和认识能力，“喜怒哀乐”为先验的心理情感，认为它们都源出一“性”，即人性，人的天性。即使被朱熹看作与“天理”处于对立世界的“人欲”，王阳明也极力从精神的统一性方面来作解释。他以为“私欲客气”虽是“性之蔽”，然其“蔽”也是出于人精神中固有的原因，它是由于人的先天气质不同和情感发用不当所造成的对至善道德的蒙蔽。由此又涉及到他对善恶来源的解释。王阳明认为“善恶只是一物”，原不是在性中有两物相对，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08。）又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注：《传习录上》，页75。）在他看来，不但“性”无善恶，“物”也没有善恶。所谓善恶只是人心之好恶，而好恶是人心应有之情，“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只要人心“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只要“好恶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注：《传习录上》，页76-77。）。这里，他把伦理学的价值原则也完全归于人心，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人心的“良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41。）“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42。）既然如此，一切社会现象乃至自然现象都可以在人的精神现象、道德意识活动中找到根源，“性”是没有内外的。

王阳明论述“性”的一元性，其核心问题即是心、性的一致和统一；朱熹把性与心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王阳明却要在实践道德原则下将二者统一。他以为心即是性，性即是心，这只是心之本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心即是性，是从“心”所具有的伦理内容上看：至善是“心之本体”，人人心中都有个“良知”，此“良知”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而性即是心，是从人所具有的生命本质上看：“性”与“生”通，而人生的本质是“心”，“心”是在封建伦理原则指导下思维知觉活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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