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学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发生的。西汉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之后，它已经从知识学术领域扩展到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初步建构成一种区别于其它文明的儒家文明体。到了唐宋之际，儒学面临严重的挑战。从儒学的外部来看，佛道两教在学理及个人精神安顿方面有很强的优势，故而在社会中有十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从儒学的内部来看，由于汉唐儒学沉溺章句训诂，学术格局偏狭，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和期待，故而儒学的内在危机终于爆发。但是，儒教文明的中国必然要求儒学能够复兴，从唐中叶到北宋初，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复兴儒学的运动，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韩愈、柳宗元、李翱、胡瑗、孙复、石介等，在批判佛道二教异端邪说的同时，倡导复兴儒家之道，回归千年之前的孔孟之道。

儒学要能够在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宋代复兴，就不是一个回归先秦孔孟传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必须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儒学作出创造性的发展。宋儒是一批极具思想创新的学者群体，宋学也是一种对“性与天道”的形上理论有着精深思考的学术体系，所以，宋代儒学虽是以复兴先秦孔孟儒学为旗帜，其实却是在建构一种新的儒学体系，即在当时或后世所称之的“义理之学”。北宋时期的学术文化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儒家学者，从“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到“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学派团体；从当时居于社会文化统治地位的王安石“荆公新学”，到后来被道学推崇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他们似乎都对“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的义理之学表现出空前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北宋五子”的学术思想中，无不包含着对“性与天道”的形上思辨，从而构建了一个含哲学——信仰为一体的理学思想体系。

儒学学术思想从来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托的。汉唐儒学所依托、研习的基本经典是《五经》，两宋儒家学者所关注的是心性义理问题，虽然他们能够通过注释、发挥《五经》来阐发其心性理论问题，但是由于《五经》原典之中存在着心性理论资源稀散与文字艰涩的问题，学者总是面临“《六经》工夫多，得效少”的困境。而相比较而言，《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则心性理论资源丰厚、文字通畅明白，以《四书》为依据完全可以构建起“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因此，宋代儒家学者纷纷重视起《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并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重新诠释，建立起一种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学术体系。

早在倡导复兴儒学的唐中叶开始，韩愈、李翱等儒家学者就表现出对《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的特别兴趣和重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四部书在儒学复兴、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到了北宋时期，《四书》则在群星灿烂的儒家学者那里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从宋初开始，《论语》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注解《论语》的著作层出不穷。《孟子》一书的地位更是出现了突出的变化，汉唐以来一直作为“子书”的《孟子》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这一尊孟子、研《孟子》的热潮，导致北宋宣和年间《孟子》被刊刻成石经并成为《十三经》之一。而《大学》、《中庸》则被学者们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成为儒家学者们纷纷研读、注解的独立经典。

这一点，在被称为理学家的学者群体那里，就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四书》学的体系就愈加完备。在理学思想体系的初创者周敦颐、张载那里，还表现出将《五经》中《周易》与《四书》结合起来的特点。理学开山周敦颐的代表著作《太极图说》、《通书》，虽然均是《易》学著作，但是他大量引用、汲收《中庸》、《孟子》以及《论语》中的思想与范畴，《四书》中的“诚”、“中和”、“养心”以及“孔颜乐处”等，成为周敦颐理学思想的核心。张载之学亦是如此，《宋史》称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从而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的思想范畴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他的理学体系大量汲收《四书》的思想与范畴，使得他对《四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作了特别高的评价，并首次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而论，表现出对《四书》的特别关注和重视。而到了理学奠基人程朱理学代表人物二程那里，《四书》的重视程度则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二程不仅自觉地、全面地构筑以《四书》为主要依托的理学思想体系，通过解释、发挥《四书》的思想与范畴以建立天理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涵养论的理学体系，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明确将《四书》列之于《五经》之上，认为只要研治好《四书》，《五经》则可“不治而明”。二程的理学体系及《四书》学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其后学，二程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不仅继承了二程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继承了二程通过诠释《四书》以建构思想体系的学术取向。

宋代儒家学者不仅普遍地表现出对《四书》的学术关注，并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角度阐发《四书》大义。尤值得深思的是，宋代不同的儒学学派以及理学内部的不同学派，其学术思想体系、学术观点的差异性，又往往体现在他们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典籍的不同理解、不同汲收等方面。譬如，北宋有理学派、荆公新学、三苏蜀学几个不同的重要学派。理学派总是将《四书》看成是一个内在学术精神一致的整体，而荆公新学、三苏蜀学则仅对《论语》、《孟子》等典籍感兴趣，而对理学派十分重视的《大学》、《中庸》关注不多，故而他们的学术体系中缺乏《大学》中从内圣修身到外王经世的为学规模和程序。另外他们的学术思想差异也与他们对《四书》的不同诠释有关。理学派将《四书》统一起来，故而在人性论上坚持《孟子》的性善论，并将《孟子》与《论语》中的人性学说统合起来。而荆公新学、三苏蜀学则是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去诘难、否定孟子的性善论，最终得出“性不可以善恶言”的结论。

宋代儒学存在理学派、非理学派的差别，另外理学内部也分为不同学派，而且，理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也与他们对《四书》的不同理解、不同汲收相关。尽管理学派将《四书》看作是内在学术精神一致的整体，但是由于《四书》中各书又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倾向、学术特色，理学派内部的各个不同的理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独特的学术旨趣、思想方法去选择、解读经典，并且往往是由某一、两部经典为主去解读、会通其它经书，从而产生了旨趣各异的学术特色、思想风格。周敦颐、张载就很重视《中庸》，他们均是以《中庸》中的“诚”为核心建构“性与天道”的宇宙论思想体系。他们以“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的宇宙论、境界论、工夫论去统合《论语》、《孟子》、《大学》的思想观念。而程颐却非常重视《大学》一书，当代学者均指出程颐之学是以《大学》为主去融会其它诸经，以建立自己天理论、格物致知论的理学思想体系。《大学》中“格物致知”的修身工夫论在程颐理学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物物有理”、“人人有理”的天理论构架，其实正是格物致知论的本体论预设，故而程颐其实是以《大学》为核心为解读、诠释其它诸经的。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是理学中的重要学派，他们建构起“性为大本”的性本论理学体系，其经典依据就是《中庸》、《孟子》，故而他的关注点是《中庸》及《孟子》的天命之性观。至于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一派，其学术的关注点及经典依据就是《孟子》一书。他自称其学为“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他的理学体系中“本心”、“心即理”的本体学说及“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论均是对《孟子》诠释、汲收的结果。他还以《孟子》一书为学术思想的基点去解读、发挥《论语》、《大学》，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作出与程颐、朱熹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发挥。

纵观朱熹以前的宋代学术思想界，那正是一个《四书》学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在宋代《四书》学形成过程中，宋代义理之学的学术思潮亦处在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尤其是重视“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正在不断地建设与完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宋代《四书》学的形成与当时的以义理解经的时代思潮、理学体系的建构有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它们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相关互动性。(朱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