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初儒家士大夫批判佛道、复兴儒学开始，《四书》学与理学就处在不断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宋代的《四书》学与理学终于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四书》学的经学形态定型与理学学术体系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宋代《四书》学的定型与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均是与一个思想文化的巨人——朱熹联系在一起的。

朱熹是宋代学术史、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四书》学体系的确立者、完成者。在朱熹同时代及其以前的宋代儒家学者中，虽然也十分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并且通过注解、发挥《四书》而建立了以《四书》的思想、观点、命题、范畴为基础的学术体系，但是，只有到了朱熹这里，《四书》才成为能够与《五经》并立，并且地位已高于《五经》之上的经学体系，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作为新经学体系——《四书》学的定型者。首先，朱熹完成了《四书》学的体系化。其他宋代学者的《四书》学训释均是单独的、分散的，只有朱熹将此四部典籍结集一体为《四书》，而集中加以注释、阐发，完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论著。朱熹还努力从道统授受、思想内容、进学顺序、工夫次第等方面阐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证明《四书》是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学术体系，从而建立起了宏大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其次，朱熹实现了《四书》学的综合化与集大成。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不仅在宋代有诸多学者的训释，而汉唐时期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有义理之学的阐释，也有训诂之学的注解，朱熹以其广阔的胸襟与精深的思想从事《四书》学研究，多方面多层次地汲收了历朝学者的学术成果，使得他的《四书》研究不仅是宋代、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四书》学的集大成著作。其三，朱熹也实现了《四书》学的经典化。朱熹同时代及以前的宋代学者已经越来越重视、推崇《四书》，但是只有朱熹才以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一生功力去研治《四书》，终身不断地思考、完善《四书》学的精义，他不仅用比治其它诸经更大的精力去研治《四书》，并且反复将《四书》与《五经》作比较，强调《四书》的优先性、重要性，从而使《四书》的经典地位完全确立并高于《五经》。尤其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传世后，更是成为宋以后的儒家经典体系中的核心经典。

朱熹同时也是宋代思想史上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自“宋初三先生”倡导复兴儒学、致力于新儒学学术思想建构以来，理学思潮已经成为宋代最有思想创新和发展潜力的学术思潮，不仅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理学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理学学派。但是，在群星灿烂的宋代理学家与理学学派之中，只有朱熹才实现了理学集大成，朱熹所建构的理学思想完成了“致广大、尽精微”理学体系的建构。尽管以后有许多理学家对这一思想体系做了一些修补工作，但再没有出现一个在学术思想的“广大”、“精微”方面与之并列或抗衡的理学体系了。朱熹所以能完成理学集大成工作，不仅在于他能够与同时代诸多著名理学家如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作非常广泛的思想交流与学术论辨，而且他能够突破门户之见，从以前的各位理学大师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自以为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故而在他那庞大理学思想体系中，可以看到周敦颐、张载、邰雍、程颢、程颐及其二程的多传弟子们许多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观念及思想方法。通过向同代及前代学者综合学习，更通过自己的广泛学术思考与深入思想探索，朱熹终于建立起一个十分庞大而精深的理学体系。其中既有通过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及“理一分殊”的广大思考而建立的天理论，又有包括“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及心性情等精微辨析而构造的心性论，还有包括格物致知、穷理居敬、操存持养、致知力行等修身方法的工夫论。朱熹对理学体系中的一个个范畴、命题、观念均有体系化的深入思考。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更是将《四书》学的确立与理学体系的完成统一起来，即建立了一个以理学为思想内涵的《四书》学经学形态，或者说建立了一个以《四书》学为学术形态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并影响以后中国七八百年之久的新儒学思想文化体系，也完全是由朱熹完成的。这样，朱熹所构建起来并兼收儒、佛、道以及诸子学、汉学、玄学等诸种思想文化为一体的理学思想体系，就能够依托在儒家经典的《四书》学体系之中；而那个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并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遗留给后学的四部经典中，又能够开拓出合乎时代需要、并能够与佛道宗教抗衡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合思想——学术为一体的新儒学形态就具有了思想史、学术史的双重意义和地位，它既是能够影响近世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文化体系，又是一个在中国学术史独树一帜的经学学术形态。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朱熹所建立起来的合《四书》学与理学为一体的不仅是一种思想学术形态，在世界范围来看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即所谓儒家的中国文明或东亚文明形态。所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儒家文明体的发展进程来考察《四书》学与理学重大历史的意义。中国古典的儒家文明有一个逐步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儒家文明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及其代表这一礼乐文化的儒家典籍——《六经》，作为一种儒家文明之文明体的成型是在西汉，但这种文明体真正完成则是在两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与《四书》学的思想文化就是它完成的标志。从古代历史到当代社会，儒学往往又被称之为“儒教”，其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有着超越一般知识体系的意义，它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体，即包括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学校教育、学术知识、风俗习惯等等。事实上，宋代的理学及其《四书》学就与儒家文明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

与世界上其它文明体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比较而言，儒家文明一产生后就有人文化、世俗化、理性化等特征，代表儒家文明成熟起来的两宋时期，更是使得这种人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的文明特征已经体系化为一种精深的理论，一种安身立命的信仰，一种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方式。宋初儒家学者胡瑗所倡导的儒学是包括“体”、“用”、“文”三者在内，此三者的统一正是由于“儒学”不同于一般的学派或知识传统，而完全是一种儒教文明体。所以，在朱熹的《四书》学与理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仅仅将眼光停留在它表明的学术形态中，即一种偏重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形态，一种由抽象范畴构建起来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看到这是在重建一种人文信仰，倡导一种注重日用实践的工夫，以及与这种人文信仰、日用实践息息相关的新儒学的思想学术体系。这才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四书》学与理学的思想精义与历史价值所在。(朱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