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在《通书》中承继了《大学》和《中庸》的思想，论述了“诚”的两层含义，《诚上第一》首先说：“诚者，圣人之本。”又说：“圣，诚而已矣。”确立“诚”是圣人的本质。接着，周敦颐利用解说《周易》的方法来论述“诚”这个范畴，认为“诚”是出于自然的，正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相呼应，这便凸显了“诚”的第三层含义——“诚”虽然是圣人的本质属性，但这个范畴源自天道，因此它是论“性”之学里的最高范畴。这个思想在周敦颐的体系中还显得很模糊抽象，但只要我们了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体系，便可以发现周敦颐的思想是其雏形。

在程朱理学中，“理”是最高的范畴，在“理气论”方面，“理”被说成是天道造化的最高本体，是天道领域的最高范畴；同时，在“心性论”方面，“理”又被说成是“心性”的本来面目，叫做“天理”。程颐讲了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其中天命之性就是符合天理的“性”，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它是纯粹至善的。这样，在程朱理学中，“理”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自然界方面，“理”是万物生成的本体；二、人性方面，“理”是人性的本来面目；三、对前一观点的延伸，“理”是纯粹的至善。

如果我们对比程朱理学所讲的“理”和周敦颐所说的“诚”，会发现后者其实是前者的雏形。在《通书》里，“诚”也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诚”本原于天道，它是“寂然不动者”；二、“诚”是心性论里的最高范畴，所谓“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三、“诚”是“纯粹至善者也”。

由此可见，“理”其实是对“诚”的进一步完善，周敦颐的“诚”只是“理”的雏形，他对这个范畴的阐释也与程朱存在一些区别。例如，周敦颐没有说“诚”是万物的本体，只是说“诚”本于天道，与万物同源；又如“诚”是五常百行的基本，但不是其本来面目，五常百行只要不违背“诚”，就不会被邪暗堵塞，安然无事。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敦颐关于“诚”的主要思想如下：

一、“诚”是“理”的雏形，周敦颐用“诚”来讲述应该如何“立人极”的问题，后来道学家们把这个问题发展成“穷理尽性”的命题；

二、“诚”分为两种境界，第一种是无需修行，先天即可到达的境界，叫做“诚者”。对于这种境界，修道者只需要守住“诚”，使其“寂然不动”，主静无欲即可；这个思想在程朱的体系中，被称作“天命之性”；程颢写了《识仁篇》来发挥它；

三、“诚”在欲念生起，几善恶之后，会动而邪，因此需要通过定性，复其不善之动；这个思想在程朱的体系中，被称作“气质之性”，并提出了澄清与修行的功夫论；程颢写了《定性篇》来发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