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王船山)是明朝思想家、大学问家，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清三大思想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王船山不仅是湖湘文化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人物。王夫之的学问博大精深，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政治、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伏栖林泉”、潜心著述达400余卷、800余万字，堪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媲美，亦可同费尔巴哈“并辉千秋”。船山身处明末清初这一中国 “天崩地解”的时代，故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思想有着深刻的感受，其思想甚为后人重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主要思想理论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明末清初之风气，主张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做到学以致用。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包含：政治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议政；经济上主张改革田制，限制土地兼并，提倡工商业；学术上倡导征实之学，形成一种求实、务实的学风。

二是建立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哲学思想体系。王夫之的思想理论的核心仍是理学家的性理哲学，自称是继张载之绝学，对程、朱等人之说有批评，亦多所继承；对陆、王之学批判极严然亦有吸取。故王夫之可谓是对全部理学遗产都作了批判性的总结和继承，并在许多方面都作了重要发展的一人。如在知行观上，认为二者“相资互用”，不可分离，尤其突出了“行”在认识中的主导作用，摒弃批判了程、朱“知先行后”与陆、王“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治学思想上，把性理哲学的探讨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将理学的基本范畴加以新的阐发，使之适应并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发展，为经世致用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大多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在换代之际,他们都满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表现出与民族、国家共命运的坚定决心。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命题，把那些祸国殃民之辈斥之为罪人。

四是继承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陈独秀曾评价，“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他“避居山野，甘于清贫，在无与伦比的艰苦条件下，深究儒学的治学与做人之道，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居然写出了八百余万字的激人奋发、教人进取的鸿篇巨制，实属表现了湖南人注重实干、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奋斗精神”。

五是具有“独立特别之根性”的创新精神。“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这种创新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近代时期，“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六是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思想。王夫之不拘泥于任何门户之见，例如在哲学上是以批判陆王心学和佛老著称的，但他又善于“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曾将老子哲学中“极则反”的循环论改造成“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将佛教的“能”、“所”范畴改造成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范畴。又如在政治上，他既反对法家的严刑苛法，又看到儒家单纯强调人治和德治的弊端，因而提出“任人”与“任法”二者不可偏废的观点。正是由于王夫之能“坐集千古之智”，所以才能在治学上开出“六经”新“生面”。除此之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王夫之也表现出极为开放的态度：“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本固邦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宄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泽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人物评价：

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谭嗣同在《论六艺绝句》评价王夫之：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代：十八大以来习□总□□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鲜明地体现了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习□总□□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灵活引用中国古典文化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尤其是对王夫之思想的推崇，对我们增强文化自信，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