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四卦所含的义理，虽有系辞与十翼详加阐明，但仍不能一读就了然，尚须孔子讲授，始能传于后世。而在孔子的弟子一代一代相传后世时，又有各人的注疏解说。时代愈后，注解愈繁，以致各家学说纷纭。研读时，既不能偏执一家之言，亦不能家家皆好，而须慎加思辨，择善从之。

孔子弟子学易的当然不止一人，史书记载学易而又传易的则是商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及儒林传，都说鲁人商瞿字子木，受易于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荘。汉书儒林传也有详细记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

史记说的田何子荘，汉书则说为田何子装，此已传到汉朝，据汉书儒林传说，田何子装传授四人，即王同字子中、周王孙、丁宽、服生，他们四人各着易传数篇。后来王同与丁宽各有传授。王同传授杨何字叔元，以及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杨何又传授京房、司马谈、京房传梁丘贺，贺传其子梁丘临、临传王骏。丁宽原从田何学易，与周王孙同门，后又从周王孙学古义，号周氏传，在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解释易经的旨趣，他将周易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雠、孟喜、以及先学于京房的梁丘贺，在西汉称为施孟梁丘之学。其中孟喜的易学杂有阴阳灾异之说。汉书儒林传说他曾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他向人宣称，是他的老师田王孙临死时，枕在他膝上，将此书独传给他。但是他的同窗梁丘贺指其为诈言。除孟喜外，由丁宽与王同所传的门徒，讲授易学皆本于田何。但另有一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最长于灾变之说。焦延寿自说尝从孟喜学易，孟喜死后，京房以为延寿之学即是孟氏易学，但为孟喜的门从所否认。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皆祖田何，唯京氏为异，或因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假托于孟喜，故与众不同。京房在汉元帝时，屡言灾异，皆能应验，因而得幸，后来竟为权臣石显所谮诛。京房之易传给殷嘉、姚平、乘弘等人，由是有京氏之学。

施孟梁丘与京氏四家皆列于学官，尚有未立学官的费直与高相两家。费直字长翁，治易长于卦筮，无章句，从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文解说上下经。高相治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

西汉六家易学，到了东汉，只盛行费直一家。据隋书经籍志说，后汉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以及魏代王肃、王弼，皆传费氏易，自是费氏大兴，其它各家渐衰。在陈、梁时代，传费氏学的郑玄王弼二家易经，都列于国学。

郑玄先从第五元学京房易，后从马融学费氏易，他的易学是费氏兼有京氏，学者皆说郑氏主于象数。王弼易学虽说出于费直，但他的易注全废象数，而主于义理。唐孔颖达依王注作疏，他在自序中推崇王注为“独冠古今”。由此王注盛行。四库全书总目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寖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王注当初也曾遭遇顾悦之等问难，至孔疏专崇王注之后，各家问难始息，而郑学也从此寖微。后有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采集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玄、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等三十五家之说而成书，自序说：“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郑学以及其它各家汉学得以保存梗概。四库全书提要评李氏集解说：“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

王注孔疏，就是十三经里的周易注疏本，主于义理，李氏集解主于象数，以此开出后代义理象数两大学派。义理以宋儒胡瑗与程伊川为著名，象数以清儒惠栋、张惠言、焦循为最着。另有宋儒邵尧夫也是象数派，但他的学说源于陈搏的河图洛书，清儒胡渭特着易图明辨，指先天图等是道家修炼之说，不能以此解释易理。

学易选注，不能有一偏之见。易自太极生两仪，而后四象八卦，以至三百八十四爻，所说的象数，变化万千，如果扫尽象数，专说义理，不免流于空言，但如不尚义理，专说象数，又恐不免流于谶纬异说。选注而欲避免这些流弊，则兼采象数义理之醇而不杂者，应该是正确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