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是一个比较宽的讲法，不一定是研究经学的那些儒家学者，而是受到儒家思想重要影响的一些文士。《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后，科举考试就用《五经正义》作为出题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有很多的试题出自《礼记》，自然《礼记·中庸》篇也成为当时的世人学习的重点。所以当时的学者，要参加科举考试，就不能不念《礼记》，不能不念《礼记正义》，要学习郑注孔疏，要熟悉《中庸》。如贞元十九年科举明经科，明经就是考你经学的学习程度，第二题就是出自《中庸》。这就进一步带动了大家对《中庸》的关注。《中庸》的思想内容比较特殊，与其他各篇不一样。《礼记》有些篇是对古代礼经及具体的礼文节目的解释，比如说规定丧礼要摆什么祭品，古礼里有一些规定，阐发为什么是这样，作一些具体的发挥、解释、说明。因此，其意义只能是一种礼节的、仪式的、具体的，就不能够代表国家所需要的比较高的、普遍的一种人文教养。但是《大学》、《中庸》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关于历史仪式的细节、一个具体的规定，是用猪还是用牛，还是用羊。《中庸》跟天地、鬼神、德行、实践相关，它所代表的人文性、人文教养，不是《礼记》一般篇章所能相比的。因此在唐代，任何一个士子，他在关注《礼记》的时候，都会对《中庸》有更多的关注。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贞元九年（793）26岁的时候，他去应考，考题来自《论语》，叫“颜子不贰过”，结果他用《中庸》的思想去答这个题目。韩愈一上来就说：“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11]。“诚明”出自《中庸》，诚明是《中庸》的重要概念，圣人之性是诚明的正性，他的行为就是中庸的至德，能够发挥中庸的德行。韩愈接着还说了“《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等等一大段话。可以看出，像韩愈这样的大文豪，他在考试的时候，对《中庸》的如此熟悉，明明出的是《论语》的题，他答的语言全都是《中庸》的表达概念。可见，《中庸》在这个时代，其影响非常之大。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前后，也有些人很熟悉《中庸》。如梁肃对天台宗很有研究，又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韩愈也是效仿他的。梁肃曾写过《止观统例》一文，按说讲止观是与天台宗有关，但他在文章里面两次引用《中庸》。韩愈还有一个朋友叫欧阳詹，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诚明论》，也是阐述中庸思想，他强调圣人以下要“自明而诚”，相对“自诚明”“生而知之”，“自明诚”是“学而知之”。所以当时古文运动的这些人物，都非常熟悉《中庸》思想，对《中庸》思想有专文阐发。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他写文章也常引用《中庸》。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吏商》，他说君子有二道：一个是“诚而明”，一个是“明而诚”，认为“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你要想用利益去劝说他，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诚而明”者，圣人是天性，不会跟着利益来走的，而“明而诚”者，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不受到利的损害。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庸》的思想尤其是“诚明”论特别重视。唐人对《中庸》最关注的是“诚明”，与后来人对《中庸》关注的那些点不同，唐人最关注《中庸》的诚明论。因为诚明论也可以联系到人性论。比如韩愈的弟子李翱有本书叫《复性书》，这本书完全以《中庸》为宗旨。唐代儒士里面，受《中庸》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翱，他通过《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等等，阐发了一种性情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李翱对《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戒慎恐惧”、“慎独”、“中和位育”等等作了详细阐发。最后他归结到性善情昏论，性是善的清明的，但情把善性搞昏了。李翱不仅在《复性书》中贯彻发挥了中庸思想，他还专门写过《中庸疏》一卷。李翱的《复性书》、《中庸疏》，应该说都代表了唐代儒士关于《中庸》研究的最高水平。李翱与其他隋唐时代的大多数人人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诚明”的问题，而是已经转移到“性情”的人性问题。这对后来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就不是把诚明论作为焦点，而是把《中庸》首章所讲的性情说、人性论作为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柳宗元有一个朋友叫刘禹锡，他对《中庸》也很有研究。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说从前我学习《礼记·中庸》篇，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惊觉，通过这两句话了解了圣人之德。本来圣人讲中庸就是圣人的至德，但是他特别强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应该说，这也是对《中庸》境界一种新的关注。这种关注应该说跟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刘禹锡也特别强调，要把《中庸》与内典结合起来，内典就是指佛教的经典，与佛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中庸》的最高境界。这种理解超过了当时一般人主要是从诚明论理解《中庸》，他是从境界的方面去理解。这些都开了个头，为宋代以后《中庸》诠释的发展，应该说铺平了道路，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