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严谨地考察国情，使“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即探究历史发展的思维，合乎夏禹、商汤、周文（武）的传统。刘安等研究了诸子百家，发现孔子研究西周初年的统治，继承周公的思想，以此来教导学生，是最好地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学派。他说，如墨子、杨朱、申不害、商鞅这些人的学说，就像伞盖上的支撑，车轮上的辐条，多一根不算多，少一根无所谓。可是没有儒家学说不行，《淮南子》的作者们认为要想成功地治理天下，应该以道为钓竿，以德为钓丝，以礼乐为鱼钩，以仁义为鱼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芸芸众生，纷纷万物，哪一个不追逐于左右，服从于君主？治国必须遵循天道，但“国无义，虽大必亡。”《淮南子》表达的治国思维，道家，儒家是一个整体，道指天道，德是天道的各种表现，礼乐仁义则是天道在人性中的反映，以道德为主，礼乐仁义为辅，是治国之道的整体，缺一不可。

《淮南子》认为，儒学的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使人不产生欲望，只能限制人们的欲望；不能让人不追求享乐，只能限制人们的淫荡；试想，与其让人怕刑罚而不偷盗，哪如使人没有偷盗之心呢？儒学做不到，可是道学可以做到。

《淮南子》说，一个参透了天道的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自由自在地活着，舒心惬意地行动，抛开天下诱惑而不贪心，无视人间万物而不取利，处身于浩淼太空，悠游于无边原野，登天堂与天帝作伴，操纵天地于股掌之中，怎么会为贫富肥瘦烦恼？修行到这样的火候，看透了一切，不做不该做的事，天下自然和谐，个人淡泊无欲，统治下的百姓自然纯朴……这样的君主，活着不要名号，死了不需谥法，成堆的财富不要，显赫的名誉不稀罕！这样的情景，就是“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侧重于个人的修行，达到“太清”程度的修行者为圣人，《淮南子》说，“圣人”统治的古代“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这种理想社会，天下人和睦融洽，人人都可生活得如愿惬意，近似于儒者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其中提出的上下、君臣、兄弟关系，以及制礼作乐，又近似于儒者所述的“小康”社会，其代表性的“圣人”就是禹汤，周朝的文武两王及周公。

《淮南子》认同儒家大同与小康的理想，但是最美好的还是“太清”之始，那时候，没有刑罚，没有礼仪廉耻及毁誉仁鄙，万民不互相侵犯施暴，好比生活在混沌无知之中。汉初，有一些儒生不知变通，叔孙通称之为“鄙儒”。《淮南子》没有一般地反对仁义与文明，说社会道德堕落然后提倡仁，行为失控然后倡导义，破坏了和睦然后兴乐舞，礼仪败坏然后讲究表情装饰，夏商周后，世道衰败，才出现《诗经》和《春秋》。《淮南子》强调“圣人”制礼乐而不受制于礼乐，治理国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常规，而利民是根本，只要有利于民，就不一定要学古人。《淮南子》又认同了《尚书·皋陶谟》中所阐述的民本主义。它进一步阐述，法律制度应该与时俱进，礼仪应该适应各种时期各地区的民风民俗。总之，仁义作为社会成员行为操守的准则，是万世不变的，但在不同条件下，应该随时变通。儒者固执《诗经》与《春秋》，《淮南子》说，以这些过时的著作来指导当今的社会，怎么可能再现夏商西周那样的盛世呢？凡是“六经”（<诗>、<书>、<礼记>、<乐>、<春秋>、<易>、）都有所长与所缺，应该取其所长，避其所短。

“黄老无为”的笃行者，从曹参到窦太后，大多不重视学术与教育。刘安及其门客赞赏儒家的教育及其实践。《淮南子》说，孔子得意门生七十，教授门徒3000人，都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说话斯文有礼，行为可做仪表，是教育的成功。

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当单父地方长官，披星戴月的忙，把地方治得很好，后来孔子的另一门徒宓子贱接任。《淮南子》说，三年之后，巫马期化了装到单父私访。他来到河边，见几个渔夫把网来的鱼又放回河里，有点不可思议，问道：“作为渔夫，就是要多网些鱼，你们把网来的鱼又放回去，这是为啥呀！”渔夫答道：“宓子贱叫我们不要捕小鱼，刚才网到许多小鱼，所以放生了。”巫马期回去请教老师，“宓子贱的人格感召力真强极了，使民众在黑夜中做事，就像有刑罚贴身监督一样。宓子是怎样做到的呀！”孔子说：“我曾听说治理国家的道理是‘此时此地的经验教训，彼时彼地即成为规则。’宓子贱肯定是这么做的。”《淮南子》的这个故事传递出这样的思想：对自然也要有爱心，爱心使自然持续发展；巫马期勤政，自己忙忙碌碌却没抓住民心。西汉后期学者刘向说巫马期过后曾向宓子贱当面求教，宓子贱答道：“我的做法是依靠民众，你的做法是依靠自己努力；努力者劳累而效率不高，调动民众者从容而效率高。”宓子贱尊重规律而行政，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重视将这种理念化为渔夫（民众）自觉（自然）的行动，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观念。

《淮南子》把道家、儒家作为一个整体，互通互融，中间没有门户之别，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淮南子》批评了儒学的不足，企图以道学弥补之。它对孔子及儒学很是尊重并推崇，有学者将《淮南子》关于儒者关系的处理说成是“儒道之争”，是个伪命题。(姚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