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解经过程中对《春秋》立义、释义、取义、断义颇有主体自觉。这些义是否都是《春秋》本身的义或孔子的义，可以将《公羊传》和《春秋》经文进行比照和再批判，但这种意义生成是认识的断裂也罢，是思维的跃迁也好，无不反映《公羊传》对孔子《春秋》“立法制义”的文化认同。《公羊传》“解经”的立法性表现在：

愈乱愈立义，拨乱以反正。《春秋》载事，不仅“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繁露·精华》)，淫乱之事不绝于书，整个是一部乱世历史，而且从所传闻、所传、所见三世来看，实际上越来越乱，开始是“礼乐征伐从诸侯出”，接着是“陪臣执国命”，然后是“政在大夫”，乃至“夷狄主中国”。针对这种历史发展，《公羊传》不仅指出《春秋》托始立义，善始善终，而且愈到后来立法更严，陈义更高。《春秋》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公羊传》曰：“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所以长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所见之世，就连取名字用了两个字都成为讥讽的对象，立法立义谨严如此，实在令人敬畏。这表明本来的春秋历史看起来是由治而乱的文明退化史，《公羊传》暗喻书写的《春秋》历史是“据乱——升平——太平”著文见治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传播史。文治到了一定的程度，“拨乱”的具体内涵也相应发生变化，“反正”的道义标准也不断提高。

正名即正义，察名即见义。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用字谨严详细，察名即可见义。不论是名称顺序，还是名称丰富多变，都成为“道义原则”的具体体现。《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解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就称谓而言，“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不同称呼足见人事行为之善恶及各种具体大义，这就是《公羊传》自觉进行理论概括的诸侯爵位升降的七等大义。上引称“楚”为“荆”，见其名就可知“不与夷狄之获中国”的严华夷之义。正名不仅见于人名称谓，而且每一具体行为之表达，都有各种细微的区别。如两君相见，通称曰会。《春秋》则分会、盟、遇、来等名，其中盟又有殊盟、莅盟、寻盟、胥盟的区别，会又有殊会、离会的说法。一名之具体用法，常蕴涵一具体义例。就是一看似平常的国君“出入”行为也因用辞不同而义法不同。《春秋》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公羊传》曰：“其称世子何？复正也。曷为或言归，或言复归？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公羊传》此番解释在今人看来不免显得过于铺张和繁杂，但正因此方能显示《春秋》“其指数千”的立法精神。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如此，介词、连词等虚词等亦不例外。解经若不明此，必会“买椟还珠”，不知《春秋》大义之精。

笔削立大义，大义定褒贬。孔子笔削《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解经最要紧处当从笔削明孔子义法之所在。通观《公羊传》的诠释，大部分内容关涉“笔削立义”。此义到底是《春秋》本有的还是《公羊传》赋予的，当然可以再去深究，《公羊传》如此解释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清康有为对此有系统研究，现不妨引一例见此解释特征和义理附加。《春秋》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康氏以为孔子所据原本当是“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奔”。他解释说：“何以知鲁史有奔而孔子削之也？《公羊传》曰：‘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孔子削奔字。何君述微言曰：‘王者以天下为家，无绝义’。孔子之削奔字，以托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之义也。此为大同太平世之义。何又述微言曰：‘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录之。’吾出亡英日而所至诸报大书亦此义也。何君又述微言曰‘录所奔者为受义者，明当受贤者，不当受恶人。’又一义也。今万国公法受公事犯，不受私事犯，亦此义。《春秋》为文数万，其旨数千，每经一字皆合数义”。《公羊传》本以为削“奔”立“王者无外”义甚明，何休与康有为的阐说也基本上是合理引申。从创造性解释来说，“义法再生”恐怕是第一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