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托”的问题，“托”就是寄托、寄附的意思。后世对于侨居在外地的人，两千多年来，习惯上都称他们“寓公”；尤其是国王，寄托在外面的，都算是寄居。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礼上，“士之不托诸侯”，知识分子是不能靠他国的诸侯生活的。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国家的文化精神，如果国家有问题，而寄居在外，不能依赖别国的诸侯而生存。现在万章问，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不敢也。”中国上古文化精神，如果一个诸侯失国——所谓失国，是一个国家出了问题，丢掉了，这个国家的诸侯，离开了自己的国境，而寄住在别个诸侯之国，那是兄弟之邦，这样还是合礼的。因为一个诸侯虽然失国，仍然代表自己祖宗的宗庙，还要筹划复国的，因而“托于诸侯”，这是合于古礼的。而“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祖国文化的精神，如果依赖于别国的诸侯，这是不合礼的，所以不可以，一定要自己求生存。

万章又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这句话问得很含糊，没有说明受者是一个“士”，抑或是一个失国的诸侯。只是说，当上面的国君赠送谷米时，接受不接受？孟子说：这种馈赠，可以接受。

万章又问：士之托于诸侯，尚且非礼；而今可以接受国家的馈赠，这又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见到下面任何一个老百姓有痛苦、有困难，一定要救济的；在现代说来，社会福利救济，是要照顾国境内的每一个人，所以国君给的，都要接受。这就像一个家庭中，给儿孙们的，都要接受，因为长辈对晚辈，有照顾的责任。尤其一国的领袖，对全国老百姓都要照顾；在一个机构中，负责人同样要照顾到全机构的每一个同仁。

万章说：国君的救济，可以接受，赏赐却不能接受了，这又是什么道理？这种情形，我们今日看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中国古礼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生活的规范。以现代的情形来做譬喻，比如越南阮文绍政俯有人来到台湾，我们救济他，他可以接受；如果我们最高当局对他特别的“赏赐”，在我国古礼上说，他不敢接受。

万章说：我斗胆再请问老师，他为什么不敢接受？

孟子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谋生的技能，这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精神，现代也如此。古代像孔子与孟子，为了生活，什么职业都做。前面曾说过，孔子为了生活，当过会计，也管过牛羊，那是他为了谋个人生活。但是若要他出来当宰相做官，这是社会、国家、天下事，关系到人类祸福的事，他可要慎重考虑了。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要以两种方法来处理。但后世的人，将事业与职业混为一谈，有的官做得大、地位高的，不一定在做事业；有的人没有做官，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他是在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为人类，乃至为未来的千秋万代而建立不朽的事业。而他的职业，可能只是挑葱卖蒜的小民，与他的事业、人格并无关系。所以给人看门、守夜、做清洁工的，都是他谋生的正当职业，如果没有正当的谋生职业，只是依赖上面的赏赐，则不可。

同样的道理，假如无职业，而靠政俯的赏赐或他人的救济过日子，就是“不恭”，是对自己不恭敬，对人生的观念搞不清楚。人有头脑，有身体四肢，应该尽力靠自己活下去，不可以完全依赖别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