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关于“继世而有天下”的人，等于上代做好的一锅饭，下代一下子就把整锅饭端了去，由他独自享用了。那些太子们，就是吃这种饭的人，汉高祖的儿子、孙子，都是如此，把汉高祖煮好的饭，端来吃就是了，这是为“天之所废”的。因为吃现成饭长大的人，往往成为失败的祖宗，就像桀、纣一样。

所以为人父母者，不能给孩子们太多享受，孩子们太享受了，就等于“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实际上不是“天之所废”，而是父母害了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必须要培养孩子自立，扶助他站起来。

所以孟子说，像桀、纣这两个坏的，都是因“继世而有天下”，为“天之所废”。也因此，大禹推荐的伯益，不能有天下；伊尹、周公都不能有天下，只有辅助汤和武王来治天下，自己不登上最高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立场。

几年前，有些大学生来向我抱怨，如何不满现实，我告诉他们说，连米长在哪一棵树上，你们都不知道，还在这里不满这样，不满那样，假如把国家交给你们治理，结果不出三个月，只有两个字——亡国。自己一点人生经验也没有，在那里乱想乱批评，毫无用处，也毫无道理。治国不是简单的事，自己在社会上规规矩矩做人，能站起来都不容易，何况为社会、国家、天下办事，更不是简单的了。

年轻朋友们自己要反省一下，你为朋友办事办好没有？办得完全美好的有几件？三五同学在一起时，做到真正和睦、精诚团结没有？三五个人的团结都做不到，两人在一起甚至吵上三天，还想治理社会、国家、天下，真是谈何容易！所以高明的人，先要自知，然后才能知人。老子更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别人，还比较容易做到；世界上明白自己的人绝对不容易找到。了解自己的人，才算是明白人，那就开悟了，开悟也就是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伯益、伊尹、周公包括孔子，“不有天下”，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还缺少老天一半的助力，所以这个天下不能拿。

孟子继续说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的历史故事。伊尹被后世的史学家推举为中国第一个贤相，实际上，第一个贤相应该是舜，第二个是禹，第三个是伯益。如果说没有做皇帝机缘的贤相，那伊尹算是第一个了。伊尹不但是贤相、名相，也可以说是圣相。

“伊尹相汤”，所谓“汤武革命”，伊尹相汤革命，汤拥有了天下，汤死以后，他的第一个儿子太丁，未立就死了；由太丁的弟弟外丙接位，但是在位只有两年，又死了。再由太丁的另一个弟弟仲壬接位，只有四年，也死了。最后由太丁的儿子太甲上台，都由伊尹为辅相，他这时已经是五朝老臣，这些继帝位的君王们都是他教育大的。他可以像对孩子一样责骂他们的，所有大权都在他手里。可是到了汤的孙子太甲上台以后，这位“继世而有天下”的皇帝，把祖宗好的政治成规风气，一概破坏了。伊尹就召集诸侯，政俯高级干部，废了这个年轻不懂事的太甲，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名词而言，就是实行了罢免权，把太甲罢免了。

在罢免太甲以后，伊尹年高德劭，是五朝元老重臣，行政经验丰富，而且大权在握，如果他自己坐上君王的位置去，那并不困难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太甲，送到埋葬他祖父汤的桐山去，软禁起来，让他面对着祖父的庐墓去反省。这样反省了三年，太甲在那里“自怨自艾”，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正如李后主的词中所描写的：“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一个人关在那里，连一个鬼都不来看他。尤其当过君王的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其寂寞凄凉，更比平常人多了不止十倍，充其量物质生活比常人好一点而已。他在这三年之中悔过，在学问、修养上做工夫，完全接受伊尹对他的教育。

伊尹的伟大就在此，有现成的君王不当，却是尽力地保护、教育太甲，等太甲改过以后，学问、修养都有了成就，还是把太甲迎回到首都来就位，天下还是你家的，这就是伊尹！所以成为千古的贤相。做这种贤相，比做贤君还更难，因为把太甲放到桐山去的时候，自己能对天子的尊荣权力不动心，这是很难很难的。

周公与姜太公辅助武王，统一了天下，武王死了，武王的弟弟周公，又辅助侄子成王上台即位。成王当时年轻，不听话，周公于是发明了象棋，教导成王。但是整天下棋也没有用，后来还是把他暂时废了，自己摄政。这一下不得了，全国都传出谣言，说周公要篡位。实际上，周公也是文王的儿子，在后世兄终弟及的习惯下，哥哥死了，弟弟即位是可以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则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宗法社会的制度，是立长子，传给长房的。在周公摄政三年期间，谤书满箧，全国反对他的文书很多。他的另一个兄弟，封到蔡地的，甚至起兵要反对他，这一切他都容忍了。几年以后，成王教育好了，他又把成王接回来就位，自己不再摄政。所以白居易有四句诗说：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许多人死得太早，死的不是时候，往往把一生的冤枉带进棺材里了，可见做人处世之难。所以孟子说，“周公之不有天下”，和伯益辅助大禹的儿子、伊尹之辅助殷朝商汤的孙子太甲，是一样的。孔子说，尧舜禅让是公天下，夏后、商汤、周文王继世以有天下。代代相承的天下，有公天下有私天下，但精神是一样的。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不管是公天下也好，民主政制也好，帝制的私天下也好，只要是造福天下的，造福国民的，就是对的政治，否则就是不对，这就是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最高精神。

孟子所说的君道，始终围绕在尧舜身上打转，到禹为止，禹以后的君道，他不提了。这是为什么？道理在哪里？在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后世许多人也没有太注意，自认直承孔孟道统的宋儒也未必真的了解。宋人有不同意孟子的，像前面所说的两句诗：“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在孟子当时，周朝已到危亡的时候，周天子做得很失体统，天下只有六国争雄，周天子的地位，已不被诸侯所尊重，甚至他本身还不如现代的里长。我们有句成语“债台高筑”，就是孟子当时的周赧王做出来的事，负债太多了，无钱可还，有人来讨债，便搭一座很高的台，自己爬上去，使债权人无法也不敢爬上去讨债。一个中央政俯的天子，到了这个地步，比清朝末年的宣统皇帝更不如了，如何能够统一天下呢？

在这种情形下，还要孟子去尊王，去秉春秋大义，教各国诸侯去保持周朝文化，那比诸葛亮辅佐阿斗还难。历史已经到了该演变的时候了，孟子不好意思提倡革命，只有特别强调尧舜的公天下。他已经知道姬周王朝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了，这个是关键。孟子只以天下、国家、民族文化为中心，不以周朝是否能继续政权为中心，所以他提倡公天下。反正都是中国人，哪一位高明哪一位上去，不要再打了，已经打了三四百年，天下的老百姓，已经受不了啦！

孟子力赞尧舜的道理即在此，不会有错。几千年以来，大家对孟子的这些言论，骂的骂，讪笑的讪笑，可是对于这种言论的关键，及孟子内心的思想所在，都没有了解，也指不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说得明白了。孟子所作的这些论辩，可以说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就是不好意思把内心的话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君道者，如此而已矣！他认为，无论诸侯也好，平民也好，只要能够起来，使国家天下太平，他都赞成。孟子是忧国忧民的，如果他晚生一百多年，生在汉高祖的时代，他一定又会感叹，生的时代不好，遇到刘邦这样一个老粗了。

前面所说的，都在中国文化中君道为主的范围，从这里开始，则说到臣道与友道的道理。这里首先讨论的，是中国第一位贤相--伊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