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孟子所强调的性善之说，在前面他就举例说，人们看见残忍的事情，个个都会觉得可怜，会有同情的心；他更提到，假如看到一个婴儿掉到井里了，不管是仇人或坏蛋的孩子，都会去救。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并不一定。像越南这一次逃难，人掉到海里却没有人救，而且还吃人肉。或者说，这情形特殊，因为是在逃难的当中，是环境的关系才有这种现象；可是在承平的时候，有人看到仇家的孩子落水淹死，还会认为这是报应，心里可能暗自高兴呢。

再说，若看见残忍的事掉眼泪，就是仁慈，这种理论不但我们存疑，明朝的张燧也曾提出意见。他认为别人读书看事情都没有眼睛，只有他这个人，有千百只眼睛，读书看事情最清楚透澈，所以他着的书，题名《千百年眼》。他书中说，孟子的性善说，并无定论，孟子自己说来说去，也拿不出标准。他说：

性相近一语，千古论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尽废或人之说。玩其言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曰“乃”，曰“可”，皆拟议推敲之辞，即性相近之意。言及声色臭味，则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孩提之爱生于欲，所欲在乳，顺之则喜，拂之则啼，与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晦无极太极之辨，此为鼻祖。

张燧认为，孔子说的“性相近”这个道理，是千古以来讨论人性所遵从的，而且是无法蓷勫变动的；但是孟子主张的性善，却无法说服其他人，蓷勫不了别人的主张。仔细研究孟子的话：“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这三句话中的“乃”字“可”字，都不是肯定词，只是“也许”“可能”这种两可之词，这种话，是不能确定一个事实或真理的。如果打官司的话，这种用词不会被法官接受，因为这类话是靠不住的，也没有证据力量。

张燧文中又说：孟子认为，眼睛欢喜看漂亮的东西，耳朵欢喜听好的音乐，鼻子欢喜香气，嘴巴欢喜吃好的，这都是属于人性；其实这与人性是不相干的，只是官能上的一种反应而已。

他指出孟子所说：孩子没有不亲爱母亲的，便说这是性善的表现；其实孩子们喜欢亲近他们的母亲，只是为了要吃妈妈的奶水。现在更看得清楚，如果妈妈不亲自哺乳，而用奶瓶喂牛奶，那么这孩子喜欢的，是那个奶瓶和喜欢含奶嘴了。所以他说，孟子以现象来解释人性是善的，也是说不通的。

不过，张燧最后也说一句原谅孟子的话，他说：不过孟子也许是对的，孟子所说性善的性，是形而上的，是父母未生以前的，那个人性是善的。这样的理由是可以的，像朱熹提出来讨论无极与太极的道理，就是根据孟子所说这种形而上的性善之说来的。

张燧的《千百年眼》中，又引用了另外一只眼睛，此人也是明朝的一位才子，也是在当时学说界中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李卓吾的好友袁中郎。因为他在三兄弟中居次，所以人家称他为中郎，名石公。他说：

这是说：孟子讲了半天性善，他引用的资料，都不是性的问题，而是人的感情作用，性哪里能说是善或不善！人性本来是寂然不动。——李卓吾、袁中郎他们本来是学禅的，对于形而上学有更高的见地，孟子如果与他们同时的话，孟子一定吃瘪，无话好说了。——如果在此寂然不动上，再加一点什么，就已经非本性了。

他说：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就是“仁”的开始，孟子曾举例说凡是人，见到一个孩子掉到井中，不问是邻人或仇人的孩子，就会惊呼为孩子求救，或自己伸出援手。如果这种行为就是人的本性，那么，看见漂亮女人就想追求，看到钱就想据为己有，这些很自然的事，难道都可以说是人性吗？

袁中郎这些话，亦很有道理，我们在街上看见汽车轰然一声相撞，也会很自然地大叫一声哎哟！难道这就是“仁”吗？这只是害怕而已。饿了看见馒头咽口水，那也只是肚子饿而已，不会看到馒头就想到别人的饥饿，而是恨不得一口吃下去，别人没看见最好了。

从这些理由中指出，孟子所讲的人性，就有这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回过来看，孟子在《告子》这一篇书中，为什么一开始强调人性问题，把人性问题说得那么严重？这个问题，使我们不由产生了感慨，人类的历史，到了最困苦、最紊乱的时代，哲学就出来了，因为要研究人性，人为什么要战争？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社会为什么如此动乱？

这篇书连下去，就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在战国时代的国际间，所发生的问题，也等于我们现在国际间的利害冲突，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现代的人，也提出人性、人道、人权问题，跟战国时代，完全是一样的。

接着孟子就提到青少年问题，由此可知那个时代的动乱。几百年动乱下来的结果，到了孟子的时代，人的悲哀痛苦，达到了极点。所以一般学者就热衷研究人类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会这样？于是这些学说就产生了。由于孟子倡导仁义，而讨论到人性的基本，当然也涉及到青少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