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今天看来，对人性的几个问题，中国后世学术界很多人，都以孟子这里所谈的这段话拿来辩论。也就是把孟子说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和告子说的“生之谓性”，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人性，须要了解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与形而下人性的作用与现象的问题，“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究竟有没有一个“我”？假如有，这个“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有形无形？唯物还是唯心？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假定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假如说，上帝是上帝的妈妈造的，上帝的妈妈是上帝的外婆造的，那么谁又生了上帝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外婆？假如说是佛造的，谁又造了佛？或者说，人生本来是如此的，那个“本来”又是什么？这就是哲学，就是大科学，也是宗教的根源。就像说地球是圆的，又是谁使它圆的？哲学与科学都是要想追寻这种问题的答案。

世界上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五千年，事实上当然不止五千年，因为地球的形成，据说就有好几十亿年了。地球上最早是先有人呢？还是先有蚂蚁或蟑螂呢？不管先有什么，那最早的第一个始祖，又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哲学，也是科学，也是宗教。

任何一种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后来，宗教自己无法解答，就设定了一个界限，就是不准问，信就好了，告诉你这样，就是这样。哲学也是信，例如说，房子里是亮的，但是总得打开一条门缝，让我看到里面一点点，我才会信，这是哲学家的态度。至于科学的态度，则是一定要进去看看，体会一下才信。所以宗教、哲学、科学，都是为了追求一个本性，一个宇宙万有的本来，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孟子在这里所谓的人性，不是讲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而是人性的作用与现象。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但这些也都是生下来以后的。中国的道家分先天与后天，先天就是形而上的，后天就是形而下的。先天也就是父母未生以前，那个本性为先天；父母怀胎以后，在胎中已经是后天了。问那些怀过孕的母亲们就知道，有的胎儿在胎中很安静，有的胎儿就会拳打脚踢的，所以人在娘胎就已经是后天了。而本书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就是指离开娘胎以后，这样说来，告子说的这个人性是属于后天的后天了。

所以后世的学术界，是以后天人性的理论，去推测形而上的人性本体。就像孟子说的，这个白就是那个白，那个白就是这个白，也就是天生的盲人弯了手臂成鹅头状，再学两声鹅叫，就认为是白，而形象与白是不相干的。

由此我们了解，本节讨论人性的问题，是以“生之谓性”的这一个阶段的“人性”来讨论的，换言之，是讨论后天的人性。但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在尚存的资料中，孔子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根据《论语》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孔子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思想非常高深，子贡说他罕言天道事，就是孔子很少说形而上这方面的事。换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这班学生，还不够程度来听这个问题。所以当子路问他，人死以后是不是还存在？又往哪里去？孔子就批评他：“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不必问死后到哪里去，先要研究生从哪里来，先要了解生的问题；现在活着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了解，如何能了解死后与生前的问题。

孟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经由春秋到战国战乱了三百多年。说到战乱，近三十年来，在台湾安定中出生成长的人，听到战乱一词，不会有所感受；而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于战乱的苦难艰危，感受太深了。在战乱之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一次战争下来，人就大量死亡。像秦国的白起，打一个胜仗，被他活埋的俘虏就是四十万；这些人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费了多少心血劳苦抚育长大的。像这样三五年一次战争，几百年下来，打得民不聊生，而且民穷财尽。

一个社会的动乱越多，人的思想渐渐就对生命起了怀疑，人为什么有这许多苦难？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又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如此争斗？为了这些问题去寻求答案。所以哲学思想的发达，都是在社会极动乱的时候。在极苦难的时代，会产生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太平时代则产生艺术家、文学家，创作一些艺术品，供人欣赏。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这句话，正是太平人语。

所以在变乱的时代，就研究人性的问题了，因此，孟子、告子他们的时代，远比孔子时代更为严重地来辩论这个问题，这也是历史文化的时代趋势。由古代就可以了解现代，在苦难的时代，才提出人道、人权、民权这些问题来争论，如果在太平时代，自然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

现代青年该注意的问题，孟子在后面就会说到：“富岁子弟多赖。”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社会富有安定、繁荣之中，青年们太舒服了，赖皮的也太多了，慢慢到了嬉皮青年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