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是说明一个领导人行君道的原则。
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在上位的人,如果对下面的人看得像自己手脚一样重要,那么下面的人也就把领导人看成是自己的心腹或主宰一样。反之,上位的人把部下看成犬马,只是一种可利用的对象,出门要狗守门,要马代步,那么部下对于这样的领导人也和对普通一般人一样,没有真的感情、道义存在,只是利害关系而已。如果领导人把部下当做泥土草芥一样,平常踩在脚下,部下就看领导人像仇人一样了。这第三种情形,眼下很多,上下之间彼此都不好,社会的事故就多了。
像孟子这段文字,人人看了都会叫好,可是叫好归叫好,必须事到临头照这个道理去做才行。所以须得把这个道理会之于心,用以做人、做事,才算是读通了,才算有学问,才算是成功了。成功不一定是升官发财,并不是公司开得大,那与一个人完成学问无关。只有完成了自我教育,拯救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一段文字很容易了解,而且很多人读来都会发生共鸣。但要注意的是,人看书时容易将好的比成自己,看《三国演义》,每把自己比成诸葛亮,绝对不自比曹操,读经书也是一样。但书中的道理是否能进入自己的心中,成为自己的精神,落实于自己的行为上,这就是真学问了。这也是大家尤其是青年朋友们要注意的地方。读书时,对书中的道理懂了,可是当实际的状况临身时,能不能依道理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在此,不在于认识字,也不在于解释文字。
我曾经告诉一些听讲的青年朋友,我这里不是学校,来这里混是不行的,我并不欢迎,我没有精神跟大家做游戏;如以在一般学校混文凭的态度而来,则大可不必费这个精神。对于书上的文字解释得出来,懂得书上所说的道理,那只是知识,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将所懂的道理变成自己的精神、思想、行为,而且能实行、做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学问。知识处处都有,学问却要自己去做出来。
所以,青年人将来当上或大或小的领导人,或者成为人家的干部,这方面都是要注意的。孟子这里不止是批评领导人,也告诉大家如何做干部,才能两相配合。孟子等于说,第一等人如何做,第二等人如何做,第三等人如何做,都在这几句话中。
这几句话,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再翻过来一页,如果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这里就要对齐宣王做一番研究了。
在战国时,齐宣王这个诸侯很有福气,他的父亲齐威王是了不起的领袖,齐国之能振作起来、成为霸主之一,是由于齐威王的威武。在齐宣王的下面,他的儿子齐愍王虽然到晚年差一点,但起初也不差。齐宣王位于时代的中间,正是齐国的鼎盛时代,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各方面的贤能才俊之士,都曾经在齐国逗留过;孟子、荀子这些名人也都去过。他养了那么多的人才,自己又一辈子享福,虽然打过几次仗,打得也不错。
所以孟子希望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人王,能像武王一样成为圣人。但孟老夫子注定是要吃瘪的,因为齐宣王所领导的国家没有忧患,不曾遭遇到多大的困难;而齐宣王本人,样样好,和孟子谈话时打机锋打得很厉害。孟子要他行仁义,他说:不行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最后说,你孟老夫子的话我都懂了,不过我有大欲望呢!就和孟子猛打太极拳,打得孟子没有办法。
齐宣王确是一个聪明皇帝,像孟尝君这些人,都是他的青年干部。可是,这样一位诸侯有没有缺点呢?同样有缺点。孟子上面这些话是对齐宣王而说的,齐宣王到底是太子出身,天生有当侯王的资格,这类人我名之为历史上的“职业皇帝”。这种职业皇帝都有自卑感,试看历史上那些开国的领袖,像汉高祖、唐太宗,他们都没有自卑感,而他们的子孙一定有自卑感。
多数职业皇帝对于大臣、大将,会心存畏惧——对文臣,则怕学问好过自己,而不拥护自己;对武将,怕他们仗打得好,功太高,兵权太大难于控制。所以历史上这类“职业皇帝”的毛病很大,越到后代越不懂事,国家就常常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自幼居住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宫女、宦官之手,不知民间疾苦,齐宣王也是这样一个皇帝。
其次,孟子也等于暗示齐宣王:你对我不重视,我也就不理你,因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而“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都是相对的。也许孟子心里还有许多锦囊妙计,但都没有告诉他。
可是,齐宣王是一个聪明人,不愧为战国七雄中的名王之一。尽管孟子讲他不好,打了一拳过来,他接住马上反击:“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他是问孟子一个礼的问题。中国文化注重礼,以法治精神来看,中国一部《礼记》等于三千年来宫廷的宪法,是后代一切法律的母法,也包括了天文地理、生活规范。这里,齐宣王提出有关礼的问题来反问孟子。
齐宣王所谓的“旧君有服”,我们先要知道,到了战国时代,虽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那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无实权,后来甚至弄到几乎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实质上,各诸侯国雄踞一方,相互侵战,所以是地方分治的形态。在当时,若有人在甲国做官,后来这人离开甲国到乙国去做官,甲国的国君仍是此人的旧君;如果这位旧君死了,这个已经离开甲国而在乙国为官的人还要为旧君戴孝,这是当时的礼制,也是非常被重视的事。
现在齐宣王就问孟子,在什么条件下要为旧君之丧戴孝?如果甲乙两国是处在敌对的形势,而敌对归敌对,个人在礼制上还是要为旧君戴孝,这是为什么?
从齐宣王的这一问题上,可见他又在和孟子打机锋。孟子讲了三等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不作正面的讨论,提出这样一个“旧君有服”的君臣关系的问题来,可谓是针锋相对,其辞锋也是相当犀利的。
从双方的对话中推断,他们这次的谈话,大概孟子是在齐宣王面前为人说情;可能齐国的某一旧部被齐宣王干掉了,请孟子去说情。孟老夫子当然不会去替他说私情,于是对齐宣王谈了三个等级的君臣相处的形态。齐宣王一听他的话,就懂了个中由来,所以提出古礼中这个“旧君有服”的问题,来和孟子谈道理。于是,孟子就说:
“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君臣不能相处孟子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旧君有服”的礼制,有一个礼法:凡是做部下的,对上面谏劝、建议,被采用实行了,则所施行的政治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人人都能够获益。但是如果因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尽管这个“故”是与国君之间不合的原故,也是“讽而去之”。
这个“讽”字,并不是挖苦,而是“微辞托意”,以婉转的话、轻描淡写的态度和方法,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似现代所说的“点他一下”的意思。例如,过去历代的名王,与大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好的时候,他们很懂礼貌,会婉转地对这个大臣说:我看你多年来也很疲倦了,是否需要休息休息?这也就是讽字的内涵。为大臣的听了这句话,明天就赶快打报告辞职。如果对大臣说:你明天写辞职报告来,那就不叫做讽了,而是“疯”了。
古代当君臣不能继续相处时,有道的名王们便“使人导之出疆”,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而是由他人转告,要他休息一些时候,或出国考察、游历一段时间再回来;如果留在别国做事也是可以的。
“又先于其所往”,同时对于这位大臣要前往的地方,先为他做好生活上的安排,使他生活没有问题。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位大臣出国以后,超过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把他的功绩官位以及所封赠的财产收回来。例如现代由政俯供给的官舍、车辆等,不是这位大臣的财产,所以应该收回。
这是上面对下面,要三度有礼,给了三次反省、改变态度的机会。首次派人告诉他,第二次他真的离开了,还安顿他在外面的生活,如果他住在外面三年还是没有改变,不回国来,这才取消他的职位待遇。
“如此则为之服矣”,在上面的君王做到了这样,君臣之间的感情就如父子一样,无微不至,虽然政治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这份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旧君死了,自然应该服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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