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孟子》这两句话，后来被中国帝王用政治手段把它歪曲了。从《孟子》这些话以后，第一个写一部帝王学的就是唐太宗，他自己写的这本书叫做《帝范》，做皇帝的典范，他想留给儿子，留给后代的子孙。这本书中，何尝不谈到仁义？也谈到孔孟这些仁义。但是你把《帝范》拿来仔细一读啊，这个仁义问题就很大了，绝不是孔孟所讲的仁义，已经变质了。唐太宗的手段被一位女士看出来了，什么人啊？武则天。太宗写个《帝范》，她武则天就写一本书拍一下马屁，书名叫《臣轨》，所以后来唐朝就被她拿走了。你作《帝范》，说当皇帝要怎么怎么当；我写的书《臣轨》，说当臣子要怎么服侍好这个皇帝。这两部书妙得很，对称的，中间谈的也都是孔孟之道，仁义道德。

接下来，唐代一个臣子写了《贞观政要》，是唐太宗死后，把唐太宗的《帝范》和武则天的《臣轨》两个精神合起来的一部书。这本书出来以后，无形中好像给后来的帝王们一个典范，说应该如何做一个领导人。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喜欢读《贞观政要》，乃至出家人都在读，这很奇怪了。我说你们想当朱元璋吗？这些书是想当领袖的人读的，我们读了没有多大用处，看看好玩而已。这两个合拢来的内容，是真正中国文化精神的仁义之道吗？不是的，你把它们一分析、一整理啊，通通是杂家、霸术，权术。

我们再看历史上相关主题就很多了，《千秋金鉴》，张九龄作，也是作给皇帝看的。后来宋朝的司马光作一部《资治通鉴》，是教皇帝从历史上学习怎么样处理政治，所以是资治，是教育皇帝的书。我们读《资治通鉴》，可以当历史数据读。《资治通鉴》的精神，在司马光的论述里，都离不开《孟子》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两句话的原则。

那么最高明的是什么人呢？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都有著作。老实讲他们那些著作，比汉、唐、宋代的著作还要好，对于杂家、霸术、权术等，他们全套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