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是殷商朝代的宗亲，当时对于诸侯们反对纣王暴戾政治之事，伯夷也没有办法，只好避世，退避到现在辽东地区。后来听说文王在岐山实行仁政，很高兴，兴奋地说：应该回去了，因为听见西伯“善养老者”。在伯夷那个时候，文王的爵位还是伯，分封在西岐的，所以伯夷称他为“西伯”。而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周朝立国已经几百年了，文王的谥号也已经尊称几百年了，所以孟子的口中，尊称当时的西伯为“文王”。

伯夷为什么听见文王“善养老者”，就会想来归呢？其实，在古文所谓“养老”这个名词的内涵，代表了当时农业经济社会的稳固，把“幼有所养，老有所归”的社会福利事业，做得都很完备。中国传统素来对于人民的养生送死，看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养老该怎么养？例如现在台湾，老人福利机构的设立，对于老人的生活，都有照顾，重阳有敬老的活动，老人疾病免费优待治疗，公交车免费，以及鳏寡孤独的老人都有所赡养，这是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进步措施。

古人所谓的老，并不一定专指年龄高的老人，有时候是代表学问、道德、修养高的人。如国之大老、老臣、老师等等，不一定是年龄很高，这是“老”字的另一意义。

“善养老”则代表了社会经济的富庶、安定，因为一个时代的变乱，首先遭难的就是老、弱、妇、孺。所以当社会安定了，依据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大同思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首先应该照顾的，也就是老、弱、妇、孺。所以“善养老”这三个字的意义，包括了现代所谓富强康乐的太平社会。当我们读到这里的“善养老”时，不要以为只是好好地养老人，这个观念必须要弄清楚。

因为文王当时在西岐，能够做到国泰民安，所以伯夷这些人，都愿意来归附他了。

孟子提出来第二个人太公，就是吕望。因为他姓姜，在助武王伐纣成功后，封为太公，后世便尊称他为姜太公。前面说过他的故事，他遇见文王以前，也是反对纣王暴政的，所以避到东海边上去住。

“太公辟纣”，“辟”字与开辟的“辟”字同音义；在《孟子》这里，则是“避”的意思。有时“辟”字单独用，如《易经》中有十二个卦合起来，名为“十二辟卦”，代表了十二地支，一日的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的阴阳气候。“辟”为君卦，又有统率的含义。孟子说伯夷和太公“辟纣”，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古代遇上动乱苦难的时代，很多人“辟世”，就是隐避的意思。在印度的习惯，就是出家入山；在中国的习惯，就是当隐士，脱离这个尘世的社会；再其次不能出世的，就只好“辟地”，避开这个动乱的地区。这里孟子提出来，在殷商纣王的时代，这两位高士贤人，都“辟地”去了。后来因为文王兴起了善政、仁政，所以他们二人都回到文王这里来了。

孟子举了这两个人的例子后，结论说：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地区、国家，在行仁政的时候，国泰民安，所以人心归向，仁人、圣人也都来了。

孟子在他的七章书中，经常说到这些人，说到这些事。现在的这一段话，是孟子在晚年时候说的，也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政治哲学的心理。

他又说：一个人家，有五亩的土地种植，在房屋的外面种些桑树，主妇用桑叶来养蚕、缫丝、织布，这样生产下来，家里的老年人，就可以有丝棉袄穿了。当然，现代人只要拿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件假皮衣来穿，也很暖和，可以过冬，不需要自己栽桑养蚕。可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如此。在农业社会，只有用棉花，或丝棉做的冬衣，穿了才不会冻死。

他又说，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五只母鸡、两只小猪，每天按时按量去饲养，注意生蛋、孵小鸡的时间，就可以有肉吃了，营养也够了。假定有百亩之田耕种，那么八口之家，人人都可以吃饱了。我们读战国时代的古书，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如果以现代人的立场去了解古代，那是大错。

第二，我常说，以台北市民的立场去了解天下大事，全错。假如我们以现代台北市的立场，去看孟子所说千百年以前的社会，那就错上加错，错得一塌糊涂了。

我们不要忘记，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段时间，三百多年都在战乱中。虽然周朝之初，表面是统一了，实际上是地方分治的状态。在这种情势下，言语、文字、交通、经济都没有统一；分封的几百个大小诸侯，相互侵占吞并，以大吃小。到了孟子的时代，只剩了七个大国，所谓战国七雄，也都是以非法手段，强权战胜公理而形成的。结果民穷财尽，不但经济崩溃，人口稀少，做父母的，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子弟，一次战役就牺牲了。说不定一批优秀的人才，在一次战争中，几分钟就报销了，再培养一批人才，又要百年的时间。接连的战争，造成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农业衰落，工业当然不发达，商业更谈不上。再看历史上其他的动乱时期，如南北朝的战争，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战争，结果像理发一样，大地剃光了头，战争之后的悲惨情况，是一片荒凉，惨不忍睹。

有了这个了解，才知道孟子不是小器，把五只母鸡，两只小猪，都看作宝贝一样成了财产；实在因为在战乱之中，想吃一个鸡蛋，也不容易，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尽量挥霍、浪费。孟子说，文王当年，也是经过那样一个乱世，民穷财尽，命不如鸡犬。像我也曾亲身经历过这种战乱，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说“宁作太平鸡犬，勿作乱世人民”这句话的况味，真是做人不如做鸡犬来得舒服自在。这是现在青年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到了这种时候，正如苏东坡坐牢时的诗“魂惊汤火命如鸡”。

可是在西伯（文王）这里，却能善于养老，怎样养老呢？“制其田里”，就是平均地权。这也是周朝以后，好几代历史都想做好的。如汉王莽、宋王安石以及明朝张居正当政的一代，都想做到而都告失败。可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做成功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以迄于土地重划，还有农村再扩及都市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等等。在文王当时也做到了，而且教导每一个国民，发展农牧，在家庭中教导妻子和子女，能够孝养父母老人。

关于孝养父母，那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特点，但也不要以为西方人绝对不管父母，只是中西制度两样。西方人的父母，想到儿女家去，要先得到儿女的同意；做儿女的，于方便时接待，接待多久，也诚恳地告诉父母。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不以为然。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上，父母在年轻时，对上一代也是如此，成了习惯，大家都能坦诚相处。中国的情形，如果兄弟多人已经分家，父母要到某儿子家去，儿子媳妇表面热烈欢迎，心里却在嘀咕。所以中西两种形态，各有长短利弊。尤其是养老问题，儿女孝养本是应该，但很难做好。尤其现代工商社会下的小家庭制度，儿子结婚以后，等于“嫁”出去一个儿子，孝养他的岳父岳母去了。所以文王是教全体国民，要“导其妻子，使养其老”。透过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家庭问题，要孝养父母的话，夫妻之间的教育和沟通，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不要轻易放过。另一面也可看到文王当时，对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都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深深感觉到，长久以来大家所讨论的所谓青少年问题，并不是问题，我们在青少年时，也是一样。青少年就是这个样子，硬把他们看成一个问题，而为社会、学校加上一个责任，这是不对的。青少年如果有些行为不大正常，那是家庭教育问题，而家庭教育如果说有问题，那是家长需要再教育。我觉得老年人倒是有问题，对这一代青少年，我们老一代的人应该挑起责任来，不要完全责备年轻人。

不过年轻人听了我这个意见，也不可自以为一切责任都在上一代，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站在做子弟的立场，问题大得很，至少不听长辈的指导，不接受父母师长的教训，轻视上一代的经验等等，这许许多多，都还是青少年的责任。如何继往开来，发展新的文化，开创新的历史，这些都是青少年的大问题。现在所担心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文化教育。实在讲，目前这一代青少年，文化无根，自己没有建立好文化的基础，将来如何去开创？万一根都留不住，中间断了线，那就惨了，这就是今日青少年的责任。

“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这是孟子说有关生命温饱的两句话，一直到民国初年都还很流行。这是根据中原一带的气候环境来说的。人到了五十岁以后，冬天不穿棉衣，身上就不会暖和。到了黄河以北，冬天非穿皮衣不可，没有羊皮，也要穿猫皮，否则冷得受不了。再往北到了东北，那就更冷了。在南方像云南、广东、台湾等地，气候容易适应，尤其云南“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昆明的青年到北方读书深造，往往读了一学期又回到老家，原因是气候没有昆明舒服，他们受不了。不过，孟子说的，好的社会，好的食物，好的气候，会养成“子弟多赖”。

“七十非肉不饱”这句话，在现代来说，似乎也不适用了。医生劝年纪大的人少吃肉，担心胆固醇增加，会引起血管硬化。可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话，不必太迷信，因为自然科学是天天在蓷勫旧理论的，是不定的。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人老了，还是需要足够的营养，足够的温暖。

他说，假如一个社会中的人穿不暖，吃不饱，生活在饥寒困苦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不成其为国家了。而西伯（文王）所治理的地区，可以做到“无冻馁之老者”，就是说，他治理下的社会是安定的，因为他的政治、教育、内政、经济等等，制度都很健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自大禹王治水以后，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农业社会是爱好自然的，喜欢歌颂田园之乐，任何时代，任何角落，都充满这种思想观念与文学作品。很多做官的人，到了相当时期，请求退休回家，享受所谓“归田之乐”，可见中国这个民族，非常欣赏自然。

其实也不尽然。假使作一次民意调查，青年们如果要享受田园之乐，那是偶然到乡下玩玩而已。如果真的长住下去，除非是乡村都市化，水电俱全，有一切的设备。古人说“穷居乡，富居市”，穷了住到乡下去，有钱就要住到城市去。不过，现代工商业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就反过来了，变成“富居乡，穷居市”。美国就是如此，像纽约市的大老板们，下班就开车到乡下别墅去了，离都市很远很远。晚上留在纽约市的穷人较多，楼梯下，亭子间，都可以住。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是相反的，所以孟子描写的，是当时文王治理下的农村安乐境界。

孟子这里所说“五鸡二豕”的境界，今日在台湾长大的青年，因为没有经历过动乱苦难的时代，就看不出《孟子》这段文章背面的意义，历史变化的背景是非常悲惨的，此其一。

其次要了解，当时连五只母鸡、两只小猪的享受都没有，那种贫穷落后、痛苦生活的煎熬，真是有难言之痛。所以圣人们要出来救世、救人，就在这个时候发愿；并不是打坐、念佛可以解决问题，这是要起而行之的。但历史上也有鼎盛的时代，像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就是那种富强康乐的社会；清代小说《红楼梦》，描写清初社会的太平景象，吃喝玩乐、打牙牌等等。现在赌场中用来巨赌的牌九，就是以前闺房中玩乐的牙牌发展出来的。至于现在流行到西方的麻将牌，传说就是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发明的。

太平盛世的人心、思想与这种生活态度与方式，慢慢影响社会人心，道德渐趋堕落，社会逐渐混乱，最后发生战争，造成社会的贫穷。不但中国历史如此，世界人类也是如此，一般人称之为循环，佛学上就称之为轮回。

战国时，老百姓都在“望治”，希望社会的安定、行政的治平，人民能安乐，国家能富强。但富强康乐久了，人心就思变，变久则乱，乱久就惨了。惨痛以后，再回复到望治，而后得太平，人类社会就是永远这样轮回。在政治哲学上看，孔孟所希望的安定，应该是大同思想那样；如果以历史哲学来看，人类的历史苦难，可以说是活该。所以仅仅靠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使天下一切众生得太平，是做不到的，因人心不能平静。一个有钱的家庭，在夫妇、婆媳、兄弟之间，都会闹出纠纷，这是社会上常看到的。最大的毛病是有钱，被钱害了；如果没有钱也就无事可闹了，可见金钱为害之大。家庭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我们透过这段书，就可以了解历史哲学的一个道理。

西方文化有一项专门的学问，叫做历史哲学，大家认为这门学问极为深奥，能到外国读一个历史哲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常劝青年们不必去学这门课程，因为《三国演义》上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两句话，把人类的历史哲学说尽了。在外国研究的话，扯上一大堆苏格拉底怎么说，孔子怎么说，啰啰唆唆，抄上许多参考书，结果，还是超越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范围。其实，逻辑、辩证，都在这两句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