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古代的贤王、圣明之君，都是好善的，对于国家的决策，只注意如何有利于国家、天下、社会、人民；自己虽为一国的领袖，且有绝对的权力，可是他忘记自己的权力。换言之，他只着眼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去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权力。在制定政策时，只要是对国家社会，对老百姓有利益的，就下定决心去做，并不考虑这个决策是否损害自己的权势，更不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为出发点。同样地，一个领导人，甚至一个普通人，也都应该有这种精神。但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例如一个人很有学问，但往往会自认是饱学之士，看不起别人。其实应该忘了自己“有学问”这回事，在街上看见一个推车的、挑菜的，也要谦虚，想到自己还有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可是，一般人连穿一件新衣服都忘不了，走在街上，要多拉几次衣服，似乎怕别人不知道；如果有人赞美他的衣服，他更会沾沾自喜。所以忘了自己所拥有的，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权力而能够忘掉，就是保持了一分天真、善良与仁慈的童心。这是古代内圣外王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个人基本修养的本份。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乃至于出家当和尚的，本来很平凡，慢慢被人尊称“师父”，再被尊称“大囧琺师”或“上师”，这样对他三叫两叫，他便自以为是活佛了。一般人除夕过年的时候，口袋里多了一些钱，自己就会“抖擞”——炫耀、自满、自傲——起来，这就是不能“忘钱”。在古代的圣王之中，能有“好善而忘势”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孟子说，上古有德行的读书人，也能做到这样，自己有权势，忘记自己的权势；自己没有权势，则忘记别人的权势，这也不容易。但是，忘记别人的权势，并不是傲慢的态度。如果心中有傲慢，认为你越有钱有势，我越不睬你，这非但不是忘记，反而表示注重对方的权势。这就是我慢，觉得自己比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更伟大。如果此心平等，安贫乐道，就会把一切人都看得平常，不论别人有钱有势或无钱无势，总归都是人，以平等心对待，既不傲慢，也不特别轻视或尊重，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礼貌，应如何便如何。如果认为对方有权势地位财富，自己故意“以贫贱骄人”，不予理睬，而表示自己清高、了不起，这就已经错了，“起不了”啦！这只是自卑感在作祟而已。

孟子说：“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古代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只问人家有没有道德，不问人家有没有地位、权势，忘记了对方的权势。所以古代称赞高士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美德，因为他心境平淡，忘记了这些权势地位。例如宋朝的杨朴，始终不肯出来做官，宋真宗仰慕他的名，几次要他出来，他都不肯。最后宋真宗派人到他家里坐候，他没有办法，只好到京城里去见皇帝。宋真宗对他说：现在终于把你请来了，你是喜欢作诗的，而且诗作得很好，一路上一定有不少好诗了。杨朴说：我在路上没有作诗。宋真宗说：那么你离家的时候，你的朋友们一定作了许多好诗，为你送行吧！他说，朋友们也没有诗，只有我内人（太太）作了一首诗送我。宋真宗说，那你太太的诗怎么说呢？杨朴就念出来他太太的诗：

更休落魄耽杯酒 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了这首诗，哈哈大笑，因此送了他很多礼物，放他回去，表示再不叫他做官了。实际上，谁知道他是不是假太太之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宋代历史上，这类的高士也不少。

再说孟子说的这类高士，并不是傲慢，也不是看不起政俯，他只是不需要攀附权贵而已。例如宋代的邵康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像他这样有大学问的人，欧阳修、司马光这帮好友，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说，在政治上有你们出来，就已经很好了，我的身体又弱，不要为我添麻烦，让我在家瑞安享余年，能活几岁，就活几年吧。老朋友无论怎样邀请，他都不肯出来。

又如现在年轻人看别人的文章，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也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由自己来写，苦写三天也写不出来。有些人看似满肚子学问，办个刊物，写上一年，学问也就写完了。要知道，学问的补充很难，成本很大，说不定读了一年书，两篇文章就写光了。不要以为自己本事大，所以人要能知耻。“知耻”不一定要含羞，而是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做出超越自己分量的事来；假如自己做了超越分量的事，就必定招来耻辱。例如举重的选手，自己只能举起九十公斤，偏要去参加举一百公斤的比赛，结果不但得不到冠军的荣誉，反而招来失败的耻辱。这种太过超越自己能力的行为，就是不知耻的结果。有时候，人狂起来就忘了自己在哪里，像一些学佛的青年，“未得谓得，未悟言悟”，自认为开悟了，就了不起了，那是“开误”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多么平淡！多么谦虚！开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有人恨不得在头上写个“悟”字，那是迷之又迷了。

因此孟子在这里说到，古代的贤君、贤士，始终觉得自己很平凡，所以面对势利，不感到势利；面对贫贱，不感到贫贱，因此能够独立而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