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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美!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评论,开头一段讲到人才的道理,可以说是领导人如何去发掘人才,也可以说做干部的对自己的认识。他是以中国文化中“圣人”这个名称,来标榜学问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说: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这里的道德,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道德观念,这是一个名称,包括了内心的思想、心术、度量、才能等等)。器识,才具,学问,见解,没有不完全的。等而下之,不是圣人这一阶层,中等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才能,各有长处,不过所好不同,各有偏向,某人长于某一点,某人欠缺某一点。所以孔子对他的学生批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四人各有所偏。由这个道理看来,一个人“才”“德”“学”能全备的,就比较少了。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数,要想达到圣善,只好靠后天的努力,由外表行为做起,慢慢影响内在。(如教学生对人要有礼貌,学生说不习惯,就教他们先由表面做起--做作,久了就变真了。)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讨厌作假,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也坦率,贪的坦率,要就要,笨就笨,这样的人难道就让他坦白的贪愚下去吗?就可以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道理并不是这样的。“肖貌天地,负阴抱阳。”中国的哲学,人是秉赋阴阳的资质,为天地所生。外国人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人,中国人不讲上帝,而说人是像(肖就是像)天地一样,本身具备有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清、浊、贤、愚,后天的个性各有不同,可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富贵享受,这种倾向,都是相同的。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装扮起来,好像女人总要抹抹口红,男人总要刮刮胡子,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好看。坐高级的车子,骑上好的马,以现代来说,坐最新颖的汽车,是大家都喜欢的;相反的,守得清贫,喜欢穷,非常洁身自爱,这是难以做到的。当然有这种人,但那是少数,不能普遍要求每一个人。至于那种处处为公,绝对不自私的典范,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领导人要注意,如此要求,鞭策自己可以,要求别人的尺码就要放宽一点。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忠臣孝子的标准,必须以学问道德,慢慢修养而来,人性生来并非如此良善。因为自己思想学识认识够了,由礼义的教育下来,能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才做得到。假使不在后天上用礼义教育节制,任由人性自然的发展,就像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欲望永远无穷。如此欲望无穷,又怎么能够吃苦过日子,安于淡泊,做到绝对贞洁,一切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钱财方面,临财不苟取,完全合于义礼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这八个字把政治、教育、社会,乃至个人的修养都讲完了。)教育并不是否认欲望,而在于如何设法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志”是情感与思想的综合,人的情绪不可以自满,人得意到极点,就很危险。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功业到了顶点以后,往往会大失败。所以一个人总要留一点有余不尽之意。试看曾国藩,后来慈禧太后对他那么信任,几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国藩却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求缺斋”,一切太圆满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说的廉士清官,绝对不要钱吗?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认的清官包公,假使说他连薪水袋都不拿,那才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奖金给他,他还是应当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爱钱,而是取之有道,对于不义之财绝对不取,已经是了不起了。

《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引用这两句话是从好的一面讲,这里是从相反的一面讲。)人还是得像雕刻一样,用后天的努力,勉强自己,雕凿自己,慢慢改变过来(我们作学问,该有这一层领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话,都有正反两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诗经》这两句话,在《论语》里,孔子和子贡讨论到诗,是就道德的修养而言,而这里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个性,由作假而变成真的,也同样用到这两句话。这就是我们写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体会的。尤其是一个领导人,更必须有这一层认识。同样一句话,各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所以对于别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文字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类的思想。如果能够完全表达,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误会了。所以说话很困难,除了口里发声以外,还要加上眼睛、手势、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时候动错了,别人还是会误会的。在哲学观点说,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现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国的青年,都反对后天的约束。他们觉得一切太假了,认为人欲怎样就该怎样,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这样,要求任真(现代所谓的放任自然)。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礼貌?那么多的思想范围?这问题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这里就说,放肆天生愚蠢、丑陋不稳定的情绪,让它自然发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约束,认为这样才不矫情,才算任真。那么想要杀人抢人,就杀人抢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绪上想到要抢就抢,这是自然吵!也没有错啰!但真这样就糟了,先王就成为文化罪人了。(这个先王,在古文中常有,并不是专指那一个人,而是泛称,代表传统文化。)最后作者自己的结论认为,矫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学里教孩子,一进学校要说:“老师早!”这就是矫情,小孩子生出来,绝不会说妈妈早,你好!而是后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师早!老师好!”的观念。)但人类之有制度礼貌,就靠这点矫情开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个好听的名词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并不是假,而是矫正过来,改变过来,成为礼义的开始。而任真的结果,就成贪鄙之主。所以勉强学仁道的,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呢?《长短经》的作者,认为强仁是对的。…

这里就想到一件历史故事,晋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远甓的故事就是他。原来他做过都督,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操纵在他手里。而他还是愿意习劳苦,每天在家里把一些陶土的砖块,搬进搬出,他说,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于疲惫,不能不习劳苦,如安于逸乐,一旦有事,体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时他很节省,把木匠做工剩下来的竹头木屑,都留下来,堆了几房间,人家以为他小器。后来发生了战争,造战船的时候,需要竹钉都没地方可买,他就把这些小竹头拿出来做钉子用,及时造好了战船。所以他告诉部下,天下任何东西都有用处,不要随便浪费。那时正需要人才,有人向他推荐一个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访。看见这个青年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满屋的书画,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没有洗,头发又乱又长,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后他对推荐人说,这个青年,连一个房间都没有管好,国家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谓“乱头养望,自称宏达。”这是他的名言,就是说这个青年,头发也不梳,弄得乱乱的,藉此培养自己声望,而自命为“宏达任真”。结果一个小房间都治理不好,恐怕别无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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