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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洪死张超之难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下面继续提出臧洪死张超之难的故事,讨论他是不是可称为义?臧洪死张超之难故事的原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用括号引述出来了。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历史故事的实际经过情形,然后再说它的道理。在这里大家一定会奇怪古人写文章为什么这么别扭,把论理的文字,写在前面,而把所讨论的历史故事,写在后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些历史故事,每一个读书人都知道了,假使先叙述故事,再论道理,在古代认为这是丢人的事,甚至认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别人对历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大多都对历史典故很熟。现在可不同了,一般写论文,都是东抄西抄一大堆,写出来的意见,不是作者的,而是抄来的。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时引述的历史故事,在文章中等于现在文体的注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后面,这是我们对于古今文体需要了解的地方。我们是现代人,就走现代的路线,从后面读起,先把这段历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过来看它对这个故事的评论。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国张超于雍丘,洪闻起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这是三国时的事。广陵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给了臧洪,后来袁绍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现今河南杞县)这个地方,把张超包围起来。臧洪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张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长官,所以就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也向袁绍求救兵,可是袁绍没有理他。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了,全族都被杀了。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绍,而和他绝交了。朋友变成了冤家,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破城以后,臧洪也被杀掉了。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头脑不清楚,当三国那个时代,正是所谓纵横时代,等于战国时候一样,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立身于社会中,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在纵横的时代,而去讲道德、讲仁义,乱世中去讲太平时候的高论,当然搞不好,这就是所谓:“居今之时,行古之道,殆矣!”在现在的时代,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并不呆板,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世。”就是对臧洪的结论,这样做,如果想立功、立业,救时代、救社会,是办不到的。

现在再回过来看《长短经》的作者,对臧洪这件历史故事的评论,他首先提出问题: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起而死,够不够得上是义气?于是他引用范晔的话: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许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纤倒悬之会,忿悄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范晔是说,曹操围攻雍丘,消灭张超,当时臧洪为了朋友,到处请兵,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因为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读古书到这里,要想一下,为什么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的主义,最高的理想,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牺牲。在平时作人也如此,假定现在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有了困难,即使下雨下雪,没船没车,走路也得赶去帮忙。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自己有大的任务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顾全这个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这个话就很妙了。孔、孟之道,总是教人忠信,讲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面孔子却又说,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只是小人。这么说来,是不是言不必行,讲的话,过去了就算了吗?并不是这个意思。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必须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大丈夫成大功,立大业,处大事,有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完成的时候,有时就不能拘这些小节,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个人小节上顾不到,乃至挨别人的骂,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个观念:

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

在三国的时候,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班人,和任何乱世时代,据兵割地称雄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有时候双方又打起来,也和我们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这是个非常时期。每逢一个非常时期,不要以为国际之间有道义信用,实际上都是在作战,利害相同就结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情形。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了。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满清的兵打李自成,结果就成了满人的天下。再以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忿恨的私见,影响到作战的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忿捐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够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这是没有用的。不能解决问题。这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关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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