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由于各个朝代都有陆续译出的新的佛经,佛经的总量在不断地递增；各种佛经目录在对佛经的甄别、著录、分类、编次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各《大藏经》屡受社会环境、物质条件以及文化交流渠道的制约,很难将传世的佛经无一遗漏地搜集起来,这在像东晋南北朝那样的分裂割据的年代里尤是如此,因此,写本《大藏经》的构成是不确定的,出于不同的年代和地域的《大藏经》所收的佛经的名目部卷及其编制方式是不同的。

就其同一性而言,凡是历代佛经目录中有著录的,翻译有源的佛经,以及当时新译的佛经,都是各种写本《大藏经》搜集的对象。特别是自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首创《入藏录》,开列了应当入藏流通的佛经目录以来,一些重要的佛经目录,如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明佺等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也纷纷依仿而设立《入藏录》。这就为写本《大藏经》的编集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一些写本《大藏经》在收录典籍和分类编次上的差殊,便是由所据《入藏录》的不同造成的。敦煌文献中的《龙兴寺藏经目录》,就是以《大唐内典录》中的《入藏录》(全称《历代众经总摄入藏录》)为基础编集的(见方广锠《佛家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刻本《大藏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业始于中唐。最早记载雕印之事的是唐代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的《序》。《序》中说,白居易所作的一些诗篇,在当时广为传诵,“至于缮写摹勒(刻印),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这种情况反映到佛经的流通上,就是在晚唐已出现了单本佛经的刻本。现存的最早的实物,就是近代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人王阶刻于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此经后被英人斯坦因掠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继之,则有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经幢中发现的、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于显德三年(956)敕令雕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入宋以后,崇尚佛家,曾“手写《金刚经》,常自读诵”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弘扬佛法,扩大佛经的流布,于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宫廷的内侍)张从信到印刷业较为发达的益州(四川成都),以《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为基准,并以千字文标写帙号,雕造了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世称《开宝藏》(后详),以此为标志,汉文《大藏经》步入了刻本时代。

刻本《大藏经》与写本《大藏经》相比,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分类法则和见录典籍为基础刊行的。尽管刻本《大藏经》同样也遇到写本《大藏经》所面对的汉文佛典的总量在不断递增的问题,但一般是采用在《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典籍的基础上,增补新编入藏的经典的方法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各种木刻本《大藏经》的主体部分是同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增补部分上。这增补的入藏经主要是有三部分构成的: 《开元录·入藏录》遗漏未收的经典；《开元录》撰成以后新译出的经律论；新编入藏的中国佛家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