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涌现出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人,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那“公车上书”的义举,那愤世疾俗的力作,那改良维新、救亡图存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学伪经考》便是他浩繁卷帙中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大国”的“金锁铜关”．随着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步步加深,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然而,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增强,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迫切要求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腐朽局面,以求国家强盛,康有为则是其中的一员主将．欲进行改革,必然要先作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要实行变法以图自强,也要用舆论为自己鸣锣开道．他选择了中国古老的封建学说——经学,作为自己的突破口．康有为年轻时,跟随粤中大儒朱九江学习宋明理学,以后又“潜心佛典”；在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中国后,又受西学影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变化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而为了实行变法改革的政治目的,他又祭起今文经学的大旗,对古文经学大加挞伐,其实施攻击的代表作便是《新学伪经考》．《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 年,共十四章,书前并有康有为自序．据康自己说,他一向接受古文经说,但自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等人以来,疑攻古文经学家刘歆作伪的人日益增多,使他也渐渐产生一些怀疑．而偶然之间,读《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发现其间并未载得古文经一事,这使他大吃一惊,又取《汉书》与《史记》相对照而读,发现《汉书》所言古文书,与《史记》相反,更使他大惊大疑,进而断定古文之伪,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使天下学者能识其真相,从而“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

在此书中,康有为提出的中心论点是: 秦始皇焚书未烧尽儒家经典,因而汉初儒生口耳相传的便是孔子所作的“真经”,”而古文经学纯粹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出来的,只能名之为“新莽之学”,古文经书则是“伪经”。

《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出版,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康有为的弟子、以后和他齐名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此有一精辟的论述,认为其意义在于“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事实正是如此,《新学伪经考》一书,在破除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经学教条的迷信,唤醒他们对于传统信仰作一番新的思考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围绕着《新学伪经考》一书的产生,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桩公案,这就是,康有为的这部书是否抄袭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的《今古学考》? 对此,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如钱穆便直截了当地宣称: 康有为此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廖平本人更是愤愤不平,言语之间多次流露出不满情绪: “丁亥(1887年)作《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两篇,述今学为知圣篇,述古学为辟刘篇,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廖平《经语甲编》卷二)这分明是说康有为剽窃他的书．廖平并为此事致函康有为加以指责: “……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 ……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致某人书》)这简直是指着鼻子,直言不讳地指责康有为抄袭他的著作．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近代著名学者、与康有为同宗今文的钱玄同,在他的《重论经今古学问题》一文中就认为,“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这就否定了康有为抄廖平之书的说法．上述二说针锋相对,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廖平《今古学考》一书,作于1887 年,而康、廖会晤是在1889 年、《新学伪经考》完成于1891 年．如果说康有为写作此书,曾受过廖平观点的启发,这恐怕不会错．然而,康有为谈到有关这个问题时,却矢口不提廖平和他的《今古学考》一书,他在《新学伪经考·序》中说: “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廖平和他的《今古学考》,这是不够磊落的．对于这桩公案,梁启超有两段话颇可玩味,他说: “康先生(有为)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廖季平),不可诬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说: “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清代学术概论》)。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究竟是否抄袭之作? 这个问题至今未获得较佳的答案．上述诸说,孰是孰非,有待于对此有兴趣的同志继续探索．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康有为本人思想的研究,都将是不无裨益的．(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