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起源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争论最大且最久的问题之一．从战国的庄周、东汉的班固,到近代章炳麟、胡适、侯外庐等,前后两千年,学者众说纷坛,各执一端。

揭开中国学术史序幕的开山祖师庄周在《天下》篇首创“六经说”．主张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先秦学术思想之源,诸子百家是流,诸子是在继承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他说: 六经之“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周的“六经说”对后来学术界影响很大,学者多宗之．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认为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尽管诸子之中反对儒家者大有人在,把他们一概视为儒家经典的“枝条”并不确切,但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点出六经与诸子确有某些继承关系,不能不说有可取之处。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首先出来反对庄周之说并提出新解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和他的宾客们编著的《淮南子·要略》主张“政治说”,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将诸子学术思想的产生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及诸子们的动机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意见早在刘安之前已露端倪．《孟子·腾文公下》: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三言盈天下．”讲的也是社会环境对学术思想所发生的制约作用,只是表述而不如刘安系统罢了。

刘安的“政治说”虽然独具特色,但长期以来学者绝少赞同,到了“五四”前夕,只有胡适才真正服膺刘安之说为真知灼见,“已足摧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所谓“王官说”是东汉班固提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详述诸子渊源皆出于王官．举例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班固的意见引起后人激烈反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主要为此而作,他批评班固“皆附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批评班固“强作解事”,“尤属穿凿附会”．然而,批评归批评,赞成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宣布同意班固观点的是《隋书·经籍志》。

到了唐代,从经学史的角度观察,出现了对儒家经典全面怀疑的“经学变革”时代,但在文学史上,则出现了号召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古文运动”．这两个运动表面上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主张向儒家经典学习,实质上是将“诸经”降格到“诸子”地位,视经典“其要在于高广壮厚,词正而理顺”(柳宗元语),仅为散文的范本而已．所以,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柳宗元都从散文发展的角度主张诸子散文是渊源于六经的．显然这是对庄周、刘勰观点的发挥。

清代以来,研究诸子起源的学者颇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学诚毕生致力于学术原委的探讨,得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后世文学,必溯源于六艺”的结论,在根本点上仍属于庄周一派．汪中、龚自珍、章炳麟、刘师培则拥护班固,主张诸子“大抵出于王官”(章炳麟《诸子略说》)．对此,胡适等人极力反对,祖述刘安,强调政治生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显然,胡适派的弱点在于只明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诸子思想之所由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 “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其他的“动机”有哪些? 决不是这班学者所能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侯外庐等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社会经济的变革是诸子兴起的“主要的物质基础”(《中国思想通史》第1 卷),一反前人旧说,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说”,使诸子起源的研究迈出关键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学者所不能理解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样,“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诸子学术的发生除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必定是基于先前的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是什么? 当代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 “殷商遗墨,两周典质,质直为文,此诸子散文之所由兴．”无疑是说诸子思想是对先前一切文化遗产的继承。

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失之过泛．救弊者矫在过正,又分别提出诸子出于道家、礼教、黄帝、《尚书》诸说．当然也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那么,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看来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上下而求索”．(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