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织图》是将我国古代人民的食和衣两大生产系统,即耕和织按照其生产过程而绘制的一种特定形式,其主要目的是让统治者“知稼穑之艰难及蚕桑之始末”．这一形式首创于南宋绍兴年间于潜县令楼(王寿),据楼(王寿)的侄子楼钥在《攻媿集》中记载: 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后呈于宋高宗,“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由于统治者的倡导,《耕织图》便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绘画形式传了下来,且历代摹本、刻本不下几十种,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南宋刘松年的本子。

刘松年是南宋画坛四大家之一(另三位为李唐、马远、夏圭),据《画史会要》载: “刘松年,钱塘人,居清波门外,俗呼暗门刘,淳熙画院学生,绍熙年间待诏．山水、人物师张敦礼而神气过之．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刘松年的同类作品还有《丝纶图》、《宫蚕图》、《春社图卷》等,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因此,他画《耕织图》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自刘松年将此图献于宁宗之后,在公开场合就未能再见到刘本《耕织图》了,历宋、元、明数代,一直鲜有人知其下落,直到清乾隆年间,这个问题才被画家蒋廷锡之子蒋溥提了出来．当时,蒋溥向清高宗献上一卷《蚕织图》,图上共绘24 事,每事之空处又用小篆题24 首楼(王寿)之诗,图尾落款为“松年笔”三字．后有元明诸家题跋,最重要的恐怕是元代赵子俊的跋语: “《耕织图》二卷乃程氏旧藏,每节小篆皆随斋手题”,这明确地指出了程氏家中原来藏有《耕织图》,后由随斋(即程棨)用小篆题诗于上．蒋溥据此及落款推测这就是刘松年的真迹: “伏考松年绍熙时在画苑进《耕织图》,或者此其一欤? ”蒋溥将《蚕织图》呈于清高宗后,高宗深信不疑,将其收藏于御书房,并著入《石渠宝笈》．但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清高宗新得一图,是与前述《蚕织图》“纸幅长短画篆体格悉无弗合”的《耕图》,图后有元代姚式题跋: “《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曾孙棨仪甫绘而篆之”．文简程公即南宋著名学者程大昌,由此跋来看,则此图应由程棨所绘．清高宗据此又重新考证,认为这《耕织图》是元代程棨按楼(王寿)本的临摹,“松年笔”三字“腕力既弱,腹无记印”,是后人伪题,而刘本已佚．于是,刘松年《耕织图》传世与否被清高宗一锤定音,海内外学者一直沿用这一观点．清高宗后在《耕图》上题诗,并将此图二卷藏于贵织山堂,又摹刻于石上,陈列于多稼轩．1860 年,《耕图》原作被英法联军劫走,现存美国华盛顿的Freer 美术馆。

然而,今天的人们毕竟不会被200 年前清高宗的一句话挡了路．由宋人《蚕织图》在黑龙江的重新发现为楔子,有人开始重新怀疑清高宗的论断,并考虑刘松年《耕织图》存在的可能性．人们发现,历代主张刘本传世的不乏其人,在画史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刘本的线索,特别是在清初徽州吴其贞《书画记》中记载了他曾看到三种传为刘松年所画的《耕织图》版本．第一次是在屯溪(当时属休宁县)程隐之肆中,此本“气色尚佳,多残缺处,画法精工,然非刘笔,乃画院中临本”；第二次是在其堂兄仲坚处,也被吴其贞认作是临本；第三次是在休宁县榆村程怡之家中,此次唯见《耕图》一卷: “色新法健,不工不简,草草而成,多有笔趣,……识四字曰刘松年笔”．由此看来,吴其贞曾看到三个与刘松年有关的《耕织图》版本,其中一个被认为是真迹．另外,《东图玄览》一书也载余杭方相卿家藏有刘本《耕织图》．鉴于吴其贞是在休宁县东南境与歙县间看到上述三个版本,而程棨亦为休宁县会里人,与上述屯溪、榆村相去甚近,又同姓程,因此,在这三个版本与所谓的程棨本之后,我们隐约看到了这样一条暗线,刘松年的《耕织图》似乎一直在影响着这一带所有的《耕织图》版本．进一步考虑,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为何有如此多的传为刘松年本或摹本《耕织图》流传在皖浙一带? 它们与刘本的关系究竟是伪本还是一般摹本? 如纯系伪本,为何不伪制更有影响、更有价值的楼(王寿)原本? 若为摹本,那它们的原本又在哪里? 南宋期间显赫一时的程氏家族是否可能得到刘本? 现藏美国的究竟是刘本还是程本? 归根结蒂,就是刘松年《耕织图》究竟是否传世? 传在何处? 是哪一本? 能否重见天日?

这一个谜,或许要等熟悉皖浙藏画的人、或是了解程氏家族的人、或是能见到美国藏本的人来研究解答了．(赵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