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老幼皆知．人们把迂腐的好心人称为东郭先生,而“中山狼”则是忘恩反噬者的艺术典型．这个故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传奇小说《中山狼传》．因为它收在明人马中锡的《东田文集》中,一般认为是马的创作或改编前人之作。

随后,出现了康海和王九思以此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剧本．康、王都是明代“前七子”中的著名文学家,又是同乡,对戏曲也有相同爱好．王九思的剧本题名《中山狼院本》,是个仅有一折的短剧,影响不大．康海是弘治年间状元,很有文才,所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又是大戏,有一定社会影响；陈继儒曾评曰: “此剧真乃救世仙丹,使无义男子见之,不觉毛骨颤战．”此剧确实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启发．今日舞台演出往往据此为蓝本。

与康海同时代而稍后30 年的何良俊,开始把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坐实说康海笔下的中山狼是影射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前七子”中的首领人物李梦阳．从此开始了持续争论至今的“中山狼公案”。

其时政治斗争的背景,是宦官刘瑾从操纵朝政、煊赫炙手到“以谋反下狱”,并牵连进去一大批官吏．据何良俊说,“当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曾代尚书韩某起草奏疏,揭发瑾党罪行；刘瑾深以为恨,把李投入狱中欲致以死；康海到刘瑾那里说情,使李幸免；后刘瑾垮台,有人认为康海是刘瑾一党,李梦阳对康海的评议也很严格苛刻,康被罢官,于是写了这个剧本泄忿．(原文见清代焦循《剧说》卷三)从有关史料来看,康海确实利用自己和刘瑾的关系,营救过李梦阳,后康“坐瑾党”,遭到弹劾,却未见李梦阳站出为他解脱,也是事实．有些记载又说,“瑾慕海,尝欲招致门下,而海不往”．(《康海传》)康海原来清高得很．李梦阳出事后,“崆峒(李梦阳号崆峒子)扯子襟,噬指血密书,告急于君日: ‘非吾友,他弗能救．’”“君慨然: ‘果如是,吾何借一官! ’”(《对山康修撰传》)“对山(康海号)性孝友．因救李空同,与刘瑾酬酢,遂罹清议”．(《剧说》)把康海描画成一个为了救友人而忍辱屈节,甚至作出人格上牺牲的大义士；也更反衬出李梦阳不救康海,反而在给康海定案时“议论严刻”,自为“中山狼”无疑。

清代,有人对这宗公案开始产生了怀疑．朱彝尊研究了二人的诗文著作,发现“康、李末尝隙末”．(《静志居诗话》)钮锈说“对山之救献吉(李梦阳字),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何若至中山狼之甚乎! ”(《觚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李梦阳并未对康海“逞凶反噬”,是“好事者”“附会其说也”．不过,他们依旧认为从马中锡的传奇小说开始,“中山狼”的形象是影射李梦阳的,只是遭其反噬的东郭先生不是康海,而是“别有所指”的另一个人．朱彝尊还指出了这个人的姓名,但根据不足,也不能为后人所接受。

时至近代,仍然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如戏曲史家严敦易认为,“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系为讥刺李梦阳,以泄自己的愤懑之作,大概是并不附会的事实”(《元明清戏曲论集》)．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也介绍了“论者谓其《中山狼》一剧,即诋李梦阳之作”．另一种意见则是在朱彝尊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史料,获得新的观点．如蒋星煜据《明实录》、《李梦阳墓志铭》等,认为康海与刘瑾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并非为救李梦阳而屈节酬酢,他的人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洁．而且使李梦阳获免者,也不是康海一人之力．(《中国戏曲史钩沉》)辛雨也查明从刘瑾被捕到处分“瑾党”,政局急转直下,前后仅仅四五天时间,待李梦阳起用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罢官．李梦阳既不可能参与对康海定案的议论,而且他不久又被排挤,即使想为康海争取宽处,也无能为力．(《学林漫录》卷二)这些考证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在这一些学者之间,对一些具体材料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共同的观点则是认为戴在李梦阳头上的这顶“中山狼”帽子应该摘掉,给他彻底平反。

这一宗纠缠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公案虽然和《中山狼》这个戏本身的客观价值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两回事；搞清楚剧本中的“中山狼”有无影射? 影射的是谁? 被誉为“真状元”的康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等等,对于加深杂剧剧本的认识,当然是有益的．(缪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