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图四川、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部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脸．于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要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信写成后,用箭射人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1908 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问行于世．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最为详细．文中说,石达开于“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覆”．根据此说,唐友耕收得石达开信后,隐匿不报,也未给予石达开回复。

1935 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石达开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作《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 年,萧一山撰《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系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断定《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从萧一山的说法,载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著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遗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认为真品”,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一事十分怀疑．他认为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其意图是要为其父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 “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的绿营兵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有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么会称唐为清朝大臣呢? 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此话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又,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而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 年,都履和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钞本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未经唐鸿学篡改过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奇怪的是,石达开这封极为重要的信,当时骆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时石达开已成阶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显然与史实不符．有人认为,石达开的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

王庆成撰《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认为,石达开这封信来源于多方面,“表现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王先生经过周密考证,说: “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石达开论集》)石信中要求“赏驾遥临,以便调停”,骆秉章委派四川布政使刘蓉亲临前线,即是对于这一要求事实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后隐匿不报的说法看来不确．清方不但收到了石达开的信,并且利用了石的要求与愿望设密计对石进行诱降．因为所设密计太不光彩,所以俘获石达开以后,骆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因而对石达开信函的内容不能不讳莫如深或者语焉不详了．(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