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 “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他回答: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孟子说: “天与之．”他接着说道: “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 “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 “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 “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 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

“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