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通纪》）

明宣宗朝，南直隶巡抚周文襄公忱，爱民如子，理财无出其右。初下车（＊初到任），即问民疾苦，深以苏、松赋重为忧。乃于大有之年，用官钞籴米，储积以备赈济。宣德八年冬，奏济农仓法。命下，遂与苏州太守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协谋力行。苏州得米三十万石，并松、常二州分贮于各县。其明年，江南旱，苏、松饥民凡三百余万，尽发犹不足。忱复思广为之备。先是，各府秋粮当输者，粮长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输官，逃负者累岁。忱乃于水次置场，择人总收发运。细民径自送官，不入里胥手，所费已减三分之一。又三府当运粮一百万石，贮南京仓，以给北京军职月俸；解送等费，每石约费六斗。忱与钟等谋，曰：‘彼能南京受俸，独不可于此受乎？若此处给之，既免劳民，且省费六十万石，以入济农仓，农无患矣。’钟等称善。于是，请于朝而行之。而苏州一府，已得米四十万石，又加以平籴所储，凡六十余万石。忱曰：‘不独济农，凡运输有欠失者，亦于此给借赔纳，秋成如数还官。若民夫修筑圩岸，开浚河道，竟计口以给之。’朝廷皆从其议。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诸郡大发济农仓赈之。由是田无禾，而民不知饥，前后活人百余万。正统元年，忱别定‘南畿官田斗则’，苏州一府，遂减秋粮八十余万石，他州有差。苏、松三百年来，屈指泽及于民之多者，必认公为第一。而公自视欿然，和易近物，好施出于天性。方外衲子，有所建造，必向公募缘，公从无一拒，或有出于望外者，然公之财用益丰。江南依为福星者，二十余年。民生其间，何其幸也！

【白话译文】

明朝宣宗年间，南直隶巡抚周忱（谥文襄）爱民如子，管理经济财务无人能超过他。他刚上任时，即察访民间疾苦，深以苏州、松江二地之赋税过重为忧。周忱于是在粮食丰收之年，利用公款买进大米，储积起来，以备赈济百姓。宣德八年冬，周忱上奏济农仓法，得到皇帝应允，他遂与苏州太守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协商实行。苏州收得三十万石米，连同松江、常州两府收来的，分别贮存于各县粮仓。第二年，江南遭旱灾，苏州、松江两地有三百多万饥民，贮存的粮食全部发完还不够。因此周忱又计划再增加储积量。原先各州府秋天交纳官府粮食时，当地征粮的粮长及乡村的里长往往向百姓多征粮食，却不完全及时上交官府。每年都有农民因交不起田租而逃往他乡。周忧就在各河边码头设置收粮点，派人总管收粮、发粮及运输，百姓直接把粮食送到官府，不经乡村里长手，这样一来，损耗即减少了三分之一。又，三府按规定当运粮一百万石送南京仓贮存，用来供给北京军界每月的俸粮，其运输费用，每石就耗去六斗。周忱与况钟等商量说：“他们既能到南京接受俸粮，何不可到此处来接受呢？若在此处直接供给，既可免除人力劳苦，还能节省六十万石粮食，以此转入济农仓，农民就无后顾之忧了。”况钟等都赞成这个做法。周忱于是请奏于朝廷，获准后当即实行。仅苏州一府就已得大米四十万石，再加上平价买进储存的，共六十多万石。周忱说：“有这么多储粮，不仅可用来赈济百姓，凡是运输途中有损失的，也可从这里借给赔偿，等秋天收成时，再如数偿还官府。若农民修筑圩坝堤岸，疏通开挖河道，可按人口供给粮食。”朝廷都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二年，江南地区又大旱，他传令各郡打开济农仓赈济百姓。因此，虽然田里没有禾苗，而百姓却没有遭受饥饿，前后救活了一百多万人性命。正统元年，周忱重新审定南京管辖地区官田的交粮标准，仅苏州一府就减掉了秋季公粮八十多万石，其他州只是数量上有些差别而已。苏州、松江三百年来，在屈指可数的人物中，对百姓恩泽最多的，当推周忱为第一。而周忱犹嫌自己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他平易近人，喜欢布施出于天性。凡僧尼遇到修建寺院、塑造佛像等，必定向他募缘，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一次，甚至有时捐助的数目超出僧尼的期望。然而他的钱财物用却越来越丰厚。江南百姓把他当做福星二十多年，百姓生活在他所治理的地方，是多么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