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 开政治小说之端的梁启超的小说论, 着眼于文学所具有的教育的、政治的效用性, 是建立在启蒙主义的文学观之上的．从与他不同的另一个侧面来探讨作为艺术的文学本身价值的是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中的文艺批评, 是建立在以近代文艺特色之一的感伤的自我感情为轴心的艺术理解上的．从一切美皆形式之美的立场出发．追求艺术的内在的形式美这一点上, 可以说作了中国最初建立近代文艺批评的先驱工作．但在中国, 他的工作此后几乎没有后继者, 处于孤立的地位。

鲁迅同王国维一样, 在人的真实表现这一点上承认文学自身的价值；不同的是, 他不像王国维那样, 在伤感的自我感情中抓住这一价值．可以说, 他是用扬弃梁启超启蒙主义的形式, 在意志的“精神自由”中, 把握住处于西方近代文艺根底下的近代的人们。

严复的《天演论》刚问世, 鲁迅就在南京的学校中读到了它, 受到强烈的影响．《天演论》是一部奇妙的译作, 原著赫胥黎是用自然和人的二元论把握世界, 认为自然界为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法则所支配, 在与自然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力的作用方面承认人的特色, 对于“自然的必然”上主张“人的自由”．而译者严复倾倒于斯宾塞的人类社会也由一元的进化规律所支配的观点, 他根据这一社会进化论, 对原著者的立场加以种种的反驳．鲁迅否定了严复提倡的斯宾塞等人的“进化的伦理” (因而中国必须成为强者的救国论) , 反倒接受了赫胥黎所提倡的“伦理的进化”的进化论, 他认为德、俄等强国的侵略主义是“野兽性”, 把既为弱国之民却憧憬强国, 蔑视印度、波兰等亡国之民的中国人的行为, 视为连这些亡国之民都不如的“奴隶性”表现, 说明都尚未进化到真正的人性 (《破恶声论》) ．他把中国危机的根本, 最终归结于作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奴隶性, 鼓吹伦理改造为当务之急．这种论点在清末的思想界已经可以广泛见到, 例如邹容的《革命军》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影响很大的作品．鲁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他从日本留学期间所了解的拜伦、尼采、克尔恺郭尔等19 世纪的西欧文艺、思想中找出了伦理背后的“精神”, 那是内在性, 是意志, 是通过反抗而无限发展的东西, 那里面才有关于人的尊严的东西 (《摩罗诗力说》) ．西欧富强的根底就在于此．对于过去的中国文学, 不, 对于整个中国文明, 它是完全不同质的精神原理．所以, 中国要成为“人间之国”, 要能与列强为伍屹然立于世界之林, 首先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 (《文化偏至论》) ．这样说的时候, 在青年鲁迅心象中的是尼采的“超人”、拜伦、莱蒙托夫等“放声雄叫, 新建其国”的“反抗的诗人”、“精神界的战士”．文学要让这样的诗人、战士牢牢把握住, 作为他们发出的语言 (心声、闪光) ．而这种战士的“心声”, 打破了时代的“黑暗和虚伪”, 唤起了民众的主体性, 使他们起来反抗, 这就是当时鲁迅心目中的“革命”的心象 (在这个意义上, “精神和个性”的主张, 与文学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样, 发出灵魂的真实之声, 揭示西方精神的不同性质, 促使国民觉悟, 就是留学期间的鲁迅的文学活动．他所计划的杂志《新生》的流产, 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没有反响, 使他的文学活动受到了挫折．但是, 这些文学活动中有着同时期于日本文学中所罕见其例的对于西欧近代的某种把握．而在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的文学观的变迁中, 我们可以看到日、中两国在接受西欧近代文学上质的不同；同时, 还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文学诞生的准备也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