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文学萌芽, 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兴起的．首先举起“诗界革命”之旗帜, 将新的语言、新的思想输入一直以传统文学为中心的旧体诗形式中去的有谭嗣同、夏曾佑等人, 可他们随心所欲地将佛经、圣经的词汇及外国语中的洋名词用于诗中, 使诗变得难以索解．对此, 黄遵宪则相反, 他旨在平易通俗化, 主张“我手写我口”．他驰骋口语的想象, 大胆地着手甲午战争等现实题材的反映．在形式上, 他采用模仿广东民谣的《山歌》《幼稚园入园歌》和《军歌》等, 进行打破以往韵律桎梏的尝试．他任驻日外交官时歌咏日本风物和历史的《日本杂事诗》及讽刺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投降的《降将军歌》等尤其出名．他的尝试, 是旧诗范围内的改革, 但对以后的言文一致的运动也有影响。

梁启超在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 失败后亡命日本, 一直住在横滨从事活动, 给了清末思想界很大的影响．他率先相继创刊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每天都为改良运动挥舞他那擅长的诗文之笔．针对当时文章主流的“桐城派”古文, 他提倡一种文体改革, 创作出吸收新的词汇、语法, 平易而论说性的新文体, 称为“新民体”, 对当时的青年人影响甚巨．《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 可以说是他那时的代表作。

另外, 他注意到在西方和日本, 小说往往成为政治改革的极大力量．亡命之际, 他马上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 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作为前者的序文, 说明了政治小说的效用．接着, 创刊了中国最初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在这本杂志里, 他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文, 提倡“小说界革命”, 认为“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为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从种种方面说明小说的效用与对它进行改革之必要．对于以诗文为文学正统、小说仅仅被视为消遣读物的传统文学观, 他的提倡, 可以说是从社会的效用方面对小说作了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