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理学吸收了佛、道二家的思想,把“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视“理”为自然界与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建构了他的理学体系。在《中庸解》中,程颐以“理”解“诚”,对《中庸》“诚”之内涵做了新的发挥。伊川认为,“诚者,理之实然”。“诚”是“理”之属性,并以“实”为表现特征,正所谓“诚者,实而已矣”。但“实”又当如何理解?伊川解释说,所谓“实”就是“实有是理”,是“理之极也”。“诚一于理,无所间杂,则天地人物,古今后世,融彻洞达,一体而已”。由此可见,伊川所谓的“实”和“极”似应做“纯粹”之义来解。也就是说,万有所禀之“理”必须是绝对的纯粹,不得存有任何杂质,即“实理不二,则其体无杂”。只有如此,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诚”。值得注意的是,伊川在此以“杂”说“纯”,其意并不是说“理”本身会有“杂”与“纯”,即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因为在他看来,“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之道,远而古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无毫厘之差”。也就是说,“理”即是天道,贯穿万有,它本身就是绝对的合理,是被完全肯定的,根本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的反面,即不合理的“理”,这里所说的“杂”应该是指“理”之外的东西,具体指什么,伊川在此并未做出交待。

伊川如上把“诚”作“属性”来解,基本符合《中庸》本义。但此外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在《中庸》篇中,“诚”指天道之本然属性,而在《中庸解》中“诚”被转释为“天理”之纯粹本性。显然,不仅《中庸》“诚”所依托的主体“天”被改成了“理”,使“诚”从遥远的天国向世俗社会逐步靠拢,而且在本性之前还增益出一个限定词“纯粹”,对“诚”的表现特征做出明确界定。可见,伊川如此解释,使“诚”之内涵变得更加具体了。

然而,就“诚”的绝对性与至上性而言,伊川则完全继承了《中庸》的思想,他也认为“至诚”之性贯穿万有,“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系于此”。每一个新的个体之产生,便均已先天具备了完全的性,一切皆有变化转化,它们都是天理的反映,都是这个绝对天理的体现。这个制约万有的天理,至简至易,与生俱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努力就可得之,“无勉无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同时,万有必需恪守此性,如若如此,则会无所不成,“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但是如果抛弃了“诚”,背离了“诚”,就犹如“未尝种而望其收”,最终将会一无所获。

虽然伊川也承认“诚”具有普适性,即“天理”只有一个,万物禀理而生,具有完全相同的本“性”,“人受天地之中……其心（性）之所同者皆然”。但对圣人、常人、物分别的依据并不同于《中庸》所言。《中庸》认为,上述分别的原因并不在于万有所禀之性不同,而在于不同个体对自身内在之“性”的体认不同所致。伊川认为,人与物的区分取决于蔽之开塞和禀之偏正,即万有之性如果通达、所禀的是正气,那么就可成人；如果其性闭塞、所禀的是偏气,那么就只能为物。而好人、恶人之别亦在于人之个体所禀之气与其性所受蒙蔽不同使然,即个体所禀的是清气、其性所受的蒙蔽浅,则为好人（善）；反之,个体所禀的是浊气、所受蒙蔽深,则为恶人（恶）。“特蔽有浅深,故别而为昏明,禀有多寡,故分而为强柔”。而恶人又如何变为好人呢?伊川认为,这就需要后天的修持来达成,人之所以要修持,就在于去“蔽”。而所谓“蔽”是指“理”之外的东西对“理”的蒙蔽和覆盖。如果把“理”比作一面镜子,那么“蔽”就如同落在镜子上的灰尘,镜子的光亮正是因为灰尘的覆盖而不能显发出来。同样道理,人性之所以遭到蒙蔽、闭塞,也正是在于“理”本身被其之外的东西（即“杂”）遮盖了,使“理”不能显发出来。所以说,所谓的修治,就是通过人为的手段把“理”之外的这些东西去除掉,即驱除后天的“习染”对“理”造成的“污染”,驱除蒙蔽,改善气质,恢复“理”之本来面目,通过“以人求天”,“学问思辨”的“致知”方式使“性”“复于故”。可见,伊川认为决定圣人、常人、物的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性”所受蒙蔽的程度；另一个是“气”之清浊。另外,就修持方式而言,伊川虽然同《中庸》一样,也认为修治必需以“善”作为行为导向,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所谓“明有未穷,与善必择,诚有未至,所执必固,善不择,道不精；执不固,德将去”。但就“善”之具体所指,伊川的解说似乎显得更加明确: 《中庸》虽然认为达成对“诚”的完全体认,需要“择善”从之,但究竟何为“善”,它并未给以说明,较之《中庸解》的确过于粗陋简单了。相对而言,伊川的解说则明确得多,他说,“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义,则知凡在我者,以何为仁,以何为义。能明其情状,而知所从来,则在我者,非徒说之而已。在吾身诚有是善,故所以能诚其身”。可见,伊川对《中庸》的“善”赋予了社会人伦的仁、义内涵。

较之《中庸》,在《中庸解》中,“诚”与“诚”相关范畴之内涵确实变得更加丰富明确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伊川所做的这些发挥多是在儒家人伦思想的框架内进行的,伊川做如此改造,其真实用意恰是在于使社会人伦取得“天道”的权威地位,从而合理化。(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