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所说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向了天人和谐。但体现这样的精神、实现这样的目标，离不开一个个具体的人，离不开一个个所谓的“君子”。《大学》和《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和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些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如果从北京山顶洞人算起，距今已有一万八千年的历史。但是，中华文明最富有特色的地方，并不是殷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原始宗教，而是脱离原始宗教以后逐渐丰富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肇始于西周初年，花开在春秋战国，至今已有三千年的辉煌历史。西周初年形成的“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天意在民”等基本观念，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围绕着理想的政治接班人的培养问题，个人道德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天道人事，和谐统一，总是以天人合一的显性思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

儒家文明的基本典籍，有“五经”、乃至“十三经”之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古代思想家们逐渐从上述典籍中掘发出篇幅短小、文字简洁、思想深邃的四个部分汇聚而成《四书》。《大学》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在中国古代教育理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正如程子所说: “《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登堂入室的儒家门徒，学习《大学》是“通关”的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儒家教育，“为人”与“为学”，二者难分轩轾。大致说来，“为人”是做什么样的人，属于人生实践的问题，包含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与确立什么样的人生抱负，《大学》所讲，正是这样的内容。“为学”属于较深层次的理论探索，需要进一步分析人生观的合法性问题，这自然涉及儒家人生观的天道依据，《中庸》所讲，正是此意。可以说，《大学》正是儒家一篇响亮的政治宣言，《中庸》则是儒家一篇深邃的哲学论文。《论语》和《孟子》则是两个重要的诠释性文献，目的正是要说明《大学》与《中庸》所揭示的儒家道理“极高明而道中庸”，目标高远、切实可行，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禹那样的圣人。所以，《四书》构成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儒家文化的基本轮廓，也建构了一个育人的基本模式。宋元明清时代的“士”，能够逃离《四书》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者，屈指可数。

《大学》和《中庸》的地位，是在《四书》中体现出来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文”中指出，阅读《四书》的顺序应该是先《大学》，次《论语》和《孟子》，最后才是《中庸》。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儒家的入门书籍，《中庸》思想深邃，最不容易理解。实际上，经过朱熹的整理、注疏，我们不难发现: 《大学》是儒家简明扼要的政治论文，它不仅把儒家的德性修养工夫讲得明明白白，而且也把儒家的政治抱负发挥得淋漓尽致！读《大学》，不能不使人感到热血上涌！《中庸》则是儒家思想深邃的哲学论文，既有旁通于社群的价值实现，也有上达于天道的理性诉求。在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体会天道、实践天道。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精神皈依处，不过如此！读《中庸》，不能不使人觉得理所当然！证之于《论语》、《孟子》，道不远人，即事而真！圣人的人生实践，并不是高山仰止的日月星辰，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为孔孟一样的圣贤！可见，《大学》、《中庸》更是具有儒门“心经”或“圣经”一般的核心地位！(刘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