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包括天人观、人性论、道德观、修养论等内容,是儒学义理的基础性内涵,也是儒学体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安顿和价值重建来讲,儒家心性论的弘扬无疑是当务之急。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心性儒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儒家心性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形态和精神趋向并不完全相同,这就使得心性儒学的复兴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代应当复兴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性儒学?

儒家心性论的源头无疑是原始儒家,即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这是儒家心性论的创发期,也是儒家心性论最具有活力的时期。在孔子之前,尽管已经有了西周完备发达的礼乐制度,但其中所蕴含的心性意义并未得到阐发;汉代以后,儒家心性论仍在发展,历代大儒都有所发明,但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和郡县制度的确立,儒学已经被纳入到君主专制的结构之中,它由孔孟的私学编成了官学,它已经被体制化了,这给此后心性儒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儒学从私学演变为官学,是从西汉设立经学博士开始的。战国与秦皆设博士,但列入博士的可能是诸子百家而非儒家一家。据赵歧《孟子题辞》,汉文帝时已经立有《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设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博士变成了儒家的专利。不仅如此,为统一经义的解释,东汉由皇帝先后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尤其是白虎观会议,参加者包括将、大夫、太常以及下属博士及博士子弟,还有议郎、郎官等,历时数月而形成了《白虎通义》。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义》不仅包括谥号、祭礼、致仕、考黜、纲常等制度性问题,而且包括天道性命问题,许多问题系由汉宣帝亲自裁决。“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的结果,是皇帝主导了经义的最终解释权,导致了“凯撒与上帝合一”的文化格局,使得儒学的独立性和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都大大降低。儒家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跻身于百家之上,其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但精神生命层面的损失却是无法否认的。即使被称为儒学的第二个发展高峰的宋明理学也同样如此。近代大儒熊十力先生服膺宋明理学诸子的学问,但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在宋儒身上总无法发现先秦儒家那种鸳飞鱼跃的气象。熊先生所说,实际是后世儒家精神生命力的蜕化问题,而蜕化的关键在于体制化。在秦以后日益制度化、成熟化、凝固化的专制政体中,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儒家士大夫人生的独木桥,他们本身也逐渐成为这个庞大的利维坦上的螺丝钉,其精神生命的萎顿是无法避免的。在一样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环境中,真正的儒者自然不能忘怀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但君主专制的严酷现实使得这种豪言壮语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精神安慰,实践的空间大大缩小,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建议的大儒董仲舒差一点因为言说阴阳灾异而丧命的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君主专制时期儒者的两难困境。

郡县制下的君主专制并非原始儒家的政制理想,但郡县制确立之后,儒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在既有体制所能提供的有限空间内发挥其匡正时弊的作用。就此而言,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就不是纯粹的坏事,它为心性儒学摆脱君主专制后的新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而抓住这一契机的关键,在于使儒学由官学重新回到私学,从而复兴原始儒家的生命精神。(赵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