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展开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忧虑”。“忧虑”首先来自于传统的“马哲”阵营,习惯于意识形态一元化时代的思想家,对于突然将曾经的评判对象变成共处的伙伴十分不习惯,于是不能以传统国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将儒学意识形态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只能死路一条之类的指责不一而足。这类的忧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担心儒学会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方克立先生认为: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年第1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导意识形态”,而儒学则是“支援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导与服从的关系。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许全兴教授指出: “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儒学复兴”之管见》）他在文章中具体解释说,儒学不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学术流派。在当前形势下,不许儒学意识形态化是马哲阵营的一种“共识”。

另一种“忧虑”来自那些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西学”阵营,长期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友,使他们对两千多年专制制度及其思想甚为抵触,担心儒学的复兴将会引起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传统的德治主义观念将会影响国家民主化进程,干扰了依法治国。形成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学,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尊重,妨碍国人对科学知识的热衷,使中国又回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黎鸣先生是这方面的极端主义者,他说: “中国孔儒,是中国人同样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折腾才最终留下来的一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教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集中的传统‘毒瘤’,正是因为有了它,后来的中国人基本上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真理、真实、真诚’的逻辑的主旋律完全绝了缘,从此,中国人不仅创造不了真正的科学,而且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人类的真知识、真道德、真伦理。”（《“活路”与“死路”--西方哲学与中国“孔儒”》）按照他的看法,儒学只是过时的政治教条,其中没有任何科学真理的成分,只能把人引向愚昧。他又说: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想,如果西方文化从来甚至永远都不与中国人接触的话,将会如何?那么中国人就将永远地都只会惟一坚持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到自己的死亡……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人权、宪章、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科学,普世价值,等等等等。”（《为什么中国人必须下大决心铲除儒家传统?》）儒家文化将永远停滞在古代社会,其中没有任何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国人如果想获得这些“普世价值”,只能乞灵于西方。

对于上述指责,我们不能只能仅仅看成是无端的挑剔,当职业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尚无法对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给出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时,上述忧虑并非完全无益。(张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