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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著述
来源:儒家人物 作者: ( 字号:   )

王充仕宦不达,志穷无如,遂“淫(广泛)读古书,甘闻异言”。又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于是“幽居独处,考论实虚”,发深邃之想,奋如椽之笔,撰著鸿文大论,上探天文,下穷地理,中讨人事,以便“垂书示后”,留不朽之名。王充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讥时刺世,劝善勉节类。有《讥俗》之书:帕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闭居作《讥俗》《节义》12篇。”

《讥俗》《节义》,今不见于《论衡》书中,有人说是两部书,但这里明言“讥俗节义12篇”,其为一书可知。其书又单称《讥俗》:“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这里都以《讥俗》概二书,颇疑“讥俗”为书名,“节义”为篇名,居《讥俗》全书之首,称“《讥俗·节义》”,犹称“《论衡》‘三增’‘九虚’”之类也。

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等篇。《自纪》: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直,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这里说《政务》之书是为人君陈“所宜”、“所务”、“所趋”的治国方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王充在《对作篇》中又补充说明了《政务》之书的内容:一则说“其《政务》,言治民之道。”一则说:“《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可见其书也探讨了地方长官如何治民的问题,内容十分全面。王充曾游学京师十余年,又常在地方任官,再加上他的博闻奇识,所言必有可观,故他本人也十分自信,将《政务》比作可供王者览观风俗的《诗经》,说:“古有命使采诗,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

除了论政专书外,王充还有随事即兴之作,如《备乏》、《禁酒》等篇。《对作篇》言: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那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

酒靡五谷,生起盗贼,沈酒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两篇耳。”将《备乏》《禁酒》作为《政务》的两篇。如果单从“言治民之事”考之,二篇确与《政务》同旨,但却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它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只好存疑。

三是考订伪书俗文,虚说漫辞,有《论衡》之书。《自纪》曰;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论衡》之书今存,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依据,《论衡》创始于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章帝建初时期:虞翻《会稽典录》:“《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至晚年穷居乡里,又重加整理。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载《文史》第一辑)认为“《论衡》一书经过三次摆集。”王充于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后所定为最终的定本。《论衡》的主要思想下面要分别论述,这里仅就充所自叙列其一二。《佚文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疾,即痛恨。“疾虚妄”,即痛限虚伪不实的言论。犹如孔子归纳《诗经》的主题思想为“思无邪”一样,“疾虚妄”就是《论衡》的主体思想,这是就其发愤著《论衡》说的,可以视为著作动机。不过如果全面概括《论衡》的主题,似以《对作篇》“《论衡》实事疾妄”为更准确。“实事”,即考证事实,实事求是,王充在同篇中又称之为“务实诚”;“疾妄”,即驳斥虚妄,反对迷信。“实事”(即“务实诚”)是正面论说,为立论;“疾妄”是从反面辩驳,为驳论。一正一反,反复周致。用范晔的归纳即是“释物类同异(实事),正时俗嫌疑(疾妄)”(《后汉书》)。王充在《对作篇》中更具体地揭示了本书的内容: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育调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又说: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这里说的是订正书本的“虚妄之言”和“华文浮辞”,解决学术上的错误言论。充又说:

《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然否之理。

这是辨明世俗的疑惑,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论衡》是王充的经意之作,其书虽然初成于永平建初时期,事隔20作后,他重修《论衡》,仍然十分用心。谢承《后汉书》说他“于宅内门户炉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85篇。”(《艺文类聚》卷58引)范晔《后汉书》亦说充“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可见他晚年闭门深思,断绝社交往来,在家里四到八处都放有笔墨简编,灵感所到,即行著录。通过这样深思熟虑,潜心著述,才写成了《论衡》的最后定本。其思深,其功勤,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类是颐情养性之作,有《养性》之书。《自纪篇》:

年届70,时可悬舆……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祖,愚犹沛沛(心潮激荡),乃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

王充在庚辛之际,年届70,则此“庚”,指和帝永元二年庚寅,为公元90年;“辛”,即永无三年辛卯,为公元91年。其时王充65岁。“发白齿落”,“贫无供养”,又加用思太专,伤耗精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弃气竭于思虑”,正是指此而言。故充“养气自守”,“爱精自保”,时辅以“服药引导”,希望“性命可延”。并著《养性》之书来总结经验。王充在谈到《养性》之书的具体内容时,还说到:“上自黄(帝)唐(尧),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可见书中还广征博引古今养生成就,用圣人之言折衷去取,概括了古今幼老生死问题。言之有据,议论平实,就像天平一般平正,明镜一样清沏。《养性》书今已不传。虞翻《会稽典录》曰:“王充年渐70,乃作《养生》之书,凡16篇。”(《太平御览》卷720)。《文心雕龙·养气篇》曰:“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既有经验)而作,岂虚语哉!”《养性》书名,虞翻作《养生》,刘勰作“养气”,朱谦之说是《养性》之误;蒋祖怡《王充卷》又说刘勰所称《养气篇》为《养性书》16篇之一(页115,196)。其实“生”“性”相通,《养生》即《养性》;王充以气为生命之源:“用气为性”,“以气为寿”(《无形篇》),养生(或养性)必先养气,刘勰乃依其要旨而称名,并非有误。至于说《养气》为《养性》之一,可备一说,惜无确据。臧琳《经义杂记》卷16又说:《自纪篇》中“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眼药引导,疑是16篇之目。”显系牵强附会,但如果说是《养性》之书的内容提要,则是可以考虑的。

第五类是杂著,见于记载的有《大儒论》、《果赋》等。《大儒论》作于明帝水平二年,已佚,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所引袁山松《后汉书》,引文“大”字作“六”。《果赋》,已佚,见于《太平御览》卷168引。

王充的著作流传于今的只有《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有目无书,实存84篇。其余《讥俗》(含《节义》)之书,《政务》之书,《备乏》、《禁酒》之篇,《养性》(含养气)之书,《大儒论》等,归宿如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以为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南京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1923年)张右源撰文,认为:“今本《论衡》是把原来的《讥俗》之书,《论衡》之书,《养性》之书混杂起来了。”朱谦之亦同此说,还在今本《论衡》中分析出哪是《讥俗》,哪是《节义》,哪是《政务》,哪是初本《论衡》,哪是《养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亦认为王充的著作虽有遗篇,但以上诸书历经王充本人整理,都基本保存在今本《论衡》之中,只是具体篇章无法分析了(《前言》)。与此相反,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请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蒋祖恰也人为“王充《养性》、《政务》、《讥俗》三书,至今均已亡佚,虽则它们的基本观点在今本《论衡》中可以探知,但今本《论衡》实未包括上述三种著作。”

我们认为,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内容互相渗透,是常有的事,因此我们往往可从现存著作中窥知其佚书的内容。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佚书的篇章就已包括在今存著作之中的结论。王充的著作也有这种情况。固然今本《论衡》保留了一些《讥俗》、《政务》、《养性》、《大儒论》等书的某些内容,但我们不能说今本《论衡》就包括了诸书的全部篇目,更没有充足理由说是诸书的改编。首先,《论衡》与《讥俗》、《政务》、《养性》等书是各自独立的专书,王充在不少章节常常将《论衡》与诸书对举:

《自纪篇》曰: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以此见《讥俗》、《政务》、《论衡》相次而作,本为三书。又《对作篇》曰:

其《政务》言治民之道;《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见,与彼无以异也。

《政务》与《论衡》对举,内容也各自不同。又《自纪篇》: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旨,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讥俗》与《论衡》对举,并通过问难者的口,两相比较其风格。

致于《养性》之书,《自纪篇》明明叙在充晚年穷居老病时所作,更在诸书之后,不可与《论衡》之书相混同。由此可见,《讥俗》、《政务》、《论衡》、《养性》各自为书,不相杂厕。即或诸书有的内容经王充晚年改定,收入了《论衡》定本之中,其改动也是非常之大的,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书的改隶。如世以为《备之》、《禁酒》是《政务》中的两篇,《节义》是《讥俗》中的一篇,《养气》是《养性》中的一篇,都不见于今本《论衡》之中,即是明证。

今本《论衡》中有不少讥时俗、言政事的内容(尽管没有说节义,讲治道),如果说是《讥俗》、《政务》之书的改隶还差可成立的话,那么《养性》之书的内容却是在《论衡》中难寻踪影的。相反,我们从中找到的只有他对道术方技的批判:如前所说,王充在《道虚篇》中否定了“老子之术,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王子乔之辈“辟谷不食,遂为仙人”;道家相夸的“真人食气,寿而不死”;“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服食药物,延年度世”等等长生不老之术的可行性。还在《无形篇》中重申这一批评,坚信“用气为性,性成命定。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大概说来,《论衡》主要作于壮年,其时意气风发,颇具指点江山,粪土当年的豪情,因此其中注意的是疾虚妄,求实诚的学术问题。晚年著《养性》,年渐70,“志力衰耗”,“志穷无如”,常有“历数冉冉”,日薄西山,壮志不酬,晚景索莫之态。难免不有“终祖”之惧,于是将养生益年提上日程。此亦少壮重事业,老来迷养生之常情。养生的内容既不见于今本《论衡》,其已失传当无疑问了。

就是今传的《论衡》一书,在写成之后,因其议论“违诡于俗”,“不类前人”,因而遭到种种非难,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她得以流传,还要感谢蔡邕、王朗二人的赏识与看重。谢承《后汉书》记载:

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得《论衡》之差。由是遂见传焉。

以上这段文字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所引。蔡邕,东汉末人;王朗,三国魏人。可见在王充卒后100余年,《论衡》一书方始流传于世。

在流传过程中,《论衡》在篇章上也有脱落,今传85篇,其《招致》一篇,即有录无书,至于散见于各种类书和古注的王充佚文残句则更多,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第四册附有较全的辑补。《论衡》原书篇章的多少,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四库提要·子部·杂家》《论衡提要》说:“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85篇,已非其旧矣。”其依据是王充《自纪》“吾书才出百”一句话。近人刘盼遂从之,特作《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刊载于《古史辩》第四册。今人也有怀疑此说者,蒋祖怡《王充卷》(143页)认为《论衡》原本85篇,所谓百篇者,系指王充的所有著作,包括《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在内。我们认为,85卷说较为可靠,不过“百篇”之数既不是《论篇》的篇数,也不是王充所有著作的总和。王充在《扶文篇》中直接言及《论衡》篇数时只说“《论衡》篇以十数”,不言以百数(刘盼遂先生说“十”为“百”字之误,缺乏版本依据),足见《论衡》本身不出百。其次,后世史家作传,著录《论衡》,都一致作85篇,并无百篇之说,自谢承《后汉书》(《艺文类聚》卷58,《初学记》卷24),范晔《后汉书》,葛噗《抱朴子》(《喻蔽篇》)及《事文类聚》别集二所引佚文)和《隋书·经籍志》以下,莫不皆然。其中谢承是三国魏人,距王充之卒仅百余年,所记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其次,王充《自纪篇》所称“吾书亦才出百”,是就世人指责充“所作新书”篇繁文重而作的答辩,显然只指其晚年所著《论衡》、《养性》二书而言,范晔《后汉书》一则日“充闭门潜思……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一则说:“年渐70,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16篇。”85加16,为101篇,正合“出百”之数。既然王充晚著新书总共才“出百”,那么《论衡》一部就不可能独有百篇之多了。《论衡》、”《养性》为充晚近定本,可能最初即合订行世,后来《养性》之书佚,而《论衡》独传。《北堂书钞》卷98引《抱朴子》遗文曾有这样一则记载:

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邕)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中原),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怀疑)得异书。或搜其隐处,果得《论衡》。提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其人所“捉取”之数卷,可能就是《养性》之书16篇,后渐散佚,因而《论衡》得传(仅缺一篇),《养性书》却不可得而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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