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为“政之急”,因为它有着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意义。首先,富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意识,即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此“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当然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治其民哉！”（《汉书·晁错传》）

相反,儒家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正是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儒家认为富民有着急切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孟子·尽心上》）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富民,此为安民致治的要津。其次,民富才能国安。儒家认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合法、合理性的最终依据,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者则必须“与民同乐”而不能“独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谓的“同乐”,其要义在于“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而究其实即强调统治者应关注并解决好民生问题,“孟子曰: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

儒家认为,惟有富民,才能赢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孟子曰: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此意亦诚如荀子所揭: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正是有鉴于富民对于治国的如此极端重要性,故儒家宣扬“”（《潜夫论·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