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性文化,许多哲学、政治、文艺的观念都是以伦理思想为起点和核心的。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思维,使宗法社会的中国特别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感化对社会秩序的功能。《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仁”是孔子对各种善的品德的最高概括,是其全部学说的精髓和制高点,也是贯穿他一生的崇高理想和主要观点。由于儒家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建立在孔子的人道观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对修身养性以求仁的思想是情有独钟。

强调人在平治天下中的重要作用。《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可见儒家十分重视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决策。《论语·泰伯》中,孔子的弟子曾参也曾指出: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儒家以人作为研究对象。重视人的主客观作用,以至把治人当做是治国的根本,都是源于他的人道观。而以仁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则是把求仁作为治人之本的直接原因和理论基石。一方面,儒家对个人的作用充满了信心,另一方面,也把治天下看作个人的责任。因而儒家知识分子必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干预社会生活,试图以自己的言论去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国。虽然,这样的思想有一定的政治功利目的,但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取向,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中庸之道的理想境界。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精义是中庸之道。《礼记·中庸》中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可见,中庸和谐是儒家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不仅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天人合一”,也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和为贵”,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持个人内心的“矜而不争”,通过个体修养而达到主观精神境界的高扬。中庸的方法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奉行的人生哲学和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封建制度所规定的父子君臣的伦理关系和等级秩序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受“中庸之道”思维模式的熏陶,儒家知识分子往往企求在灵魂和肉体、正义和生存之间保持一定适度的张力,寻找某种微妙的平衡取向和处世态度。他们在自我容忍、自我开脱、自我谅解中求得与当下自然的和谐一致。

强调“礼”的规范作用。《礼记·曲礼》中引孔子的话说: “夫礼者, 所以定亲疏, 决嫌疑, 别同异, 明是非也。”在《礼记·礼运》中孔子也说:“夫礼, 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是故礼者, 君之大柄也, 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 所以治政安君也。”因而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 礼具有约束和规范政治关系的作用, 是治人的必要手段, 是治本之策, 一切依“礼”而行, 必然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由儒家思维模式所构建的政治伦理非常适应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需要, 因而成为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形态, 并一直渗透和沉淀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底蕴中。直至今日, 中国文化思想上、意识形态上、风俗习惯上, 儒家思想印痕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