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过《论语》以后,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兴趣,希望再讲《孟子》。其实,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学,我是很肤浅的,过去所讲的《论语》,也只是为了时代的需要,东拉西扯地讲了一大堆废话,想不到大家还很爱好,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新旧文化交流互变的冲击时代,只好采取配合时代趋势的方法来研究。我也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贡献大家作参考。至于怎样去深入,自古以来,关于《孟子》的著述非常多,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讨、去寻求。
提到《孟子》这部书,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我还在童蒙的时代,等于现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期,就开始接受家庭和老师的督促,要读《孟子》了。那时候读书,还要背诵得来,老师每天教一节,明天就要站在老师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诵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错,错了要受罚,甚至用戒方打手心。当时并不注意内容的讲解,只要认得字,读得来,背得清楚。这一节背好了,老师再教第二节。
这里有一点要顺便说明的,这也是历史时代转化演变的资料,就中国文化史的演变来看,虽说是小事情,却有关大题目。我们那个时代,还承受清朝末年的遗风,社会是旧式的社会,是典型的古老农村社会。印刷还不发达。《孟子》啊,《论语》啊,也有一章一章分开来卖,并不一定要买全部的书。记得我在开始读《孟子》的时候,是先读《离娄》这一篇的。
我们那时代称呼老师叫“先生”,并不叫老师。学工学商的老师叫师父,也不叫老师。戒方就是上古时代所谓的“夏楚”,是老师们处罚学生的鞭答。这种处罚很有用处,说句良心话,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并不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可怕,更不会有什么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烦的副作用。当然,这些道理很难讲,只能说古今时代不同,思想、教育、观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过去历史上无论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经历过戒方式的严格教育,可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伟大成就和伟大人格。对吗?当然,过分的体罚我也是不赞成的。
我们在童年时代,开始读《孟子》的时候,所有的内容,讲解的要点,究竟是说些什么?老实说,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后来还受清廷的保送,出过洋,到过日本留学。我们是请他到家里教书,管吃管住,对他恭恭敬敬。那种家庭教师,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大体说来,实在还不错。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现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们读《孟子》时,也是不大详细讲解。我呢?当小孩的时候,读书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渊明先生的话来遮羞,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
当时的老师、宿儒和大人们都说,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读此书——《孟子》不可。当然四书都要读熟,不过,无论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读《孟子》。什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韩愈啊!柳宗元啊!苏东坡啊!他们都是从《孟子》的文章里钻出来,才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当然喔!什么莎士比亚啊!培根啊!叔本华啊!与孟子并不相干。因为那个时候的大人先生们,嘴里或笔下引用的名言,大多是这些传统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话。若是现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只有引用莎士比亚他们,才算时髦。我认为,这种现象不是代沟的关系,只能说是古今中外、新旧文化沟通时期的衔接现象而已。
后来我们进了洋学堂——就是现代化的学校,正碰上“五四”运动,咑椡孔家店,蓷勫旧文化,几乎是举国若狂,大家跟着闹了一段短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旧文学,一再吵着要废除。慢慢地,我们这些基本上从旧式教育出身的,对这些书本,也渐渐地淡漠起来。
不过,凡事若是从童子功开始学的,始终很难忘情的,尽管时代不同,在思想观念的领域里,它的确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后来的新教育、新课本,由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到现在,我发现仍然没有完全离开过旧文化。尤其是《孟子》,几乎每一级学校里的国文课本,都要选上几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尽管不重视,但对孟子的文章还是读过,反感归反感,读还是要读。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保持历史文化于不堕。现在面对这么多的先生们,由我来讲《孟子》,实在有点战战兢兢,不大好意思,这真叫作“班门弄斧”,当着内行耍外行,自耍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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