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书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两句话，是中国文化的名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和这两句话很有关系，大家千万要记住。

孟子说：齐景公准备去打猎，出发前，下命令召见“虞人”，就是负责照管园林野生动植物的人。可是他用的号令是召唤大夫的“旌”，所以这个园长不听命令，他没有来。齐景公认为他抗命，生气了，要把这个园长杀掉。可是晏婴在旁边说话了，他说不可以杀园长，因为没有理由。古代的大臣们，遇到意见不同时，常常当面与皇帝争论。齐景公说他不听命令，当然要杀他；晏子说，你是用什么信符去召唤他的？齐景公说：以“旌”呀！晏子说：你要打仗吗？为什么用召三军统帅的信符去命令他？召唤园长是用羊皮帽做信符的呀！齐景公知道自己用错了信符，立刻改用皮帽子，那个园主一看到就来了。

所以古人对于礼，非常重视。礼就是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不允许破坏的，上自国君，下至老百姓，都要共同遵守，也等于后世法治时代所谓的“不成文法”。

在古代，像这位虞人的召而不到，很可能就被杀了，不但帝王有此权力，就是大臣、大将，也有这种权力，一直到满清时代，仍然如此。如清朝雍正时代的征西名将权臣年羹尧，是由老师培养出来的，他对老师非常尊敬，后来他对儿子的教育，也极为重视，在家教的书房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相传每次吃饭时，即使在公务百忙中，他也一定要陪着儿子的家庭老师一起吃。这位老师欢喜吃豆腐，有一次，吃豆腐不小心烫了嘴，年羹尧怒目向侍候的人瞪了一眼。不一会佣人送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的是厨房一名厨师的人头，把这位家庭老师吓得饭也吃不下了。这是年羹尧过分使用权力了，但从中可以看到过去帝王时代，权力人物的威势，就有如此严重。

转回来说被齐景公以“旌”呼召的那个虞人，并非不知道不接受命令的结果，极可能被杀，但他为了坚守礼制，情愿冒生命的危险，因此孟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有志于国家天下，救世救人时，那么他做人做事，随时要准备穷死、饿死、困难死；也就是为文化、为学问、为理想而死。就像梁启超有两句诗所说的：“求仁得仁有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梁启超此人如何，在此姑不置评，但这两句诗，也就道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表示他在戊戌政变时，是准备随时赴死的。日本有一个和尚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也是同样的意思。譬如蒋中正先生，因为他在日本念书时，知道日本人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训练军队时，常引用这两句诗。而这首诗，原是日本一个和尚到中国来学禅，出门时所写的，全诗是：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国人民以这首诗作为他们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梁启超的诗，则是较晚所写，两者的精神都是一样。但是，这种精神，最初则是见诸两千多年前《孟子》这里所说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话。所以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寂寞穷困一生，而想建立文化的精神与人格，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人见到富贵，人格就动摇了；但是一个勇敢的人，或侠义之士，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仗义的人，却准备随时“丧其元”——丢了脑袋。所以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的忠臣义士，是要准备随时牺牲生命的。

孟子这里举出来齐景公的错误，而一个虞人，宁愿冒死亡的危险，去纠正国君的错误，目的在使自己的国君，成为历史上的名王，而自己并无私心；同时也使自己国家的国民，知道遵守礼制，所以他准备牺牲，而不听这个命令。孟子这两句话，也就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了。

孟子对于齐景公与这个虞人之间的故事，也非常赞叹。孟子赞叹的重点，并不是虞人不听命令，而是赞叹他所以不听命令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他宁可舍身取义，以维护文化精神与国家制度的情操。万章又问：上古时候，国君呼召虞人，真正的礼制，应该用什么作信符？

孟子说：用“皮冠”。上古帝王出来打猎的时候，换戴另一种帽子。中国古人戴的帽子，等于现代军人的阶级，以不同质料与形状的帽子，表明身份地位。帝王在打猎的时候，换戴皮冠，所以召虞人用皮冠，召庶人用“旃”，召士用“旗”，召大夫用“旌”。

“旃”、“旗”、“旌”这三种东西，都是古代旗帜一类的标志，而形状与质料，有所不同。“旃”是用帛练制成旒，像古代皇冠上，垂下来的冕旒的样子，共有十二个，镶缝在旗边而垂下来的。“旗”是在旗上画龙，并且有铃，旗边也镶缝十二个旒。“旌”，则是在旗杆的顶上，悬挂五彩羽毛撕成的穗子，也有人叫缨子，状如苏武牧羊绘图中，苏武手中所持符节上的那种穗子，这种旗则称为“旌”。

孟子对于上古的制度，好像一部活辞典似的，一一答复出来，可见他满腹的学问，而且不是普通的学问，是实用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请他办事，他立即可以将制度规章建立起来，根本不必多加考虑。古时候士大夫的学问，这些都是重要的部分。

孟子列举了这些礼制后说：所以齐景公错了！以对大夫这么高级干部的礼仪，用到一个虞人——公园园长身上，所以这个虞人宁死也不从命，他是对的。同样道理，以召士的标帜去召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敢随便接受。况且你们现在的国君，下达一个命令要我去看他，随便叫一声，我就要去吗？对不起，我不会去的。因为一个国君想见一位贤人，召见的方法不合规矩，不合礼仪，不守制度，等于是一方面请我去，一方面自己又把门关了起来。

他又说：义，合乎道理是道路；而礼仪是大门，只有君子走这条大路，进出这个大门。《诗经》上记载说：周朝文化鼎盛的时候，不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在文王、武王建国时，像宽阔、平坦、坚固的大道一样；而且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是笔直的，不转弯的。所以君子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坦直大道，小人则仰望着去效法。

万章这个学生很厉害，当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又问了。他抬出了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来，指出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生活行为的《乡党》篇中，所说的一件事，他说：鲁国的国君下命令召孔子，孔子不等到车子准备好，立刻就跑路赶去了，依你的说法，孔子也不合礼制了。

孟子说：你又错了，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他有官职在身，所以“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他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在他晚年闲居读书的时候；他那时有官职在身，负有责任，所以非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