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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重要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在这段书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两句话,是中国文化的名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和这两句话很有关系,大家千万要记住。

孟子说:齐景公准备去打猎,出发前,下命令召见“虞人”,就是负责照管园林野生动植物的人。可是他用的号令是召唤大夫的“旌”,所以这个园长不听命令,他没有来。齐景公认为他抗命,生气了,要把这个园长杀掉。可是晏婴在旁边说话了,他说不可以杀园长,因为没有理由。古代的大臣们,遇到意见不同时,常常当面与皇帝争论。齐景公说他不听命令,当然要杀他;晏子说,你是用什么信符去召唤他的?齐景公说:以“旌”呀!晏子说:你要打仗吗?为什么用召三军统帅的信符去命令他?召唤园长是用羊皮帽做信符的呀!齐景公知道自己用错了信符,立刻改用皮帽子,那个园主一看到就来了。

所以古人对于礼,非常重视。礼就是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不允许破坏的,上自国君,下至老百姓,都要共同遵守,也等于后世法治时代所谓的“不成文法”。

在古代,像这位虞人的召而不到,很可能就被杀了,不但帝王有此权力,就是大臣、大将,也有这种权力,一直到满清时代,仍然如此。如清朝雍正时代的征西名将权臣年羹尧,是由老师培养出来的,他对老师非常尊敬,后来他对儿子的教育,也极为重视,在家教的书房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相传每次吃饭时,即使在公务百忙中,他也一定要陪着儿子的家庭老师一起吃。这位老师欢喜吃豆腐,有一次,吃豆腐不小心烫了嘴,年羹尧怒目向侍候的人瞪了一眼。不一会佣人送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的是厨房一名厨师的人头,把这位家庭老师吓得饭也吃不下了。这是年羹尧过分使用权力了,但从中可以看到过去帝王时代,权力人物的威势,就有如此严重。

转回来说被齐景公以“旌”呼召的那个虞人,并非不知道不接受命令的结果,极可能被杀,但他为了坚守礼制,情愿冒生命的危险,因此孟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有志于国家天下,救世救人时,那么他做人做事,随时要准备穷死、饿死、困难死;也就是为文化、为学问、为理想而死。就像梁启超有两句诗所说的:“求仁得仁有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梁启超此人如何,在此姑不置评,但这两句诗,也就道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表示他在戊戌政变时,是准备随时赴死的。日本有一个和尚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也是同样的意思。譬如蒋中正先生,因为他在日本念书时,知道日本人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训练军队时,常引用这两句诗。而这首诗,原是日本一个和尚到中国来学禅,出门时所写的,全诗是: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国人民以这首诗作为他们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梁启超的诗,则是较晚所写,两者的精神都是一样。但是,这种精神,最初则是见诸两千多年前《孟子》这里所说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话。所以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寂寞穷困一生,而想建立文化的精神与人格,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人见到富贵,人格就动摇了;但是一个勇敢的人,或侠义之士,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仗义的人,却准备随时“丧其元”——丢了脑袋。所以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的忠臣义士,是要准备随时牺牲生命的。

孟子这里举出来齐景公的错误,而一个虞人,宁愿冒死亡的危险,去纠正国君的错误,目的在使自己的国君,成为历史上的名王,而自己并无私心;同时也使自己国家的国民,知道遵守礼制,所以他准备牺牲,而不听这个命令。孟子这两句话,也就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了。

孟子对于齐景公与这个虞人之间的故事,也非常赞叹。孟子赞叹的重点,并不是虞人不听命令,而是赞叹他所以不听命令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他宁可舍身取义,以维护文化精神与国家制度的情操。万章又问:上古时候,国君呼召虞人,真正的礼制,应该用什么作信符?

孟子说:用“皮冠”。上古帝王出来打猎的时候,换戴另一种帽子。中国古人戴的帽子,等于现代军人的阶级,以不同质料与形状的帽子,表明身份地位。帝王在打猎的时候,换戴皮冠,所以召虞人用皮冠,召庶人用“旃”,召士用“旗”,召大夫用“旌”。

“旃”、“旗”、“旌”这三种东西,都是古代旗帜一类的标志,而形状与质料,有所不同。“旃”是用帛练制成旒,像古代皇冠上,垂下来的冕旒的样子,共有十二个,镶缝在旗边而垂下来的。“旗”是在旗上画龙,并且有铃,旗边也镶缝十二个旒。“旌”,则是在旗杆的顶上,悬挂五彩羽毛撕成的穗子,也有人叫缨子,状如苏武牧羊绘图中,苏武手中所持符节上的那种穗子,这种旗则称为“旌”。

孟子对于上古的制度,好像一部活辞典似的,一一答复出来,可见他满腹的学问,而且不是普通的学问,是实用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请他办事,他立即可以将制度规章建立起来,根本不必多加考虑。古时候士大夫的学问,这些都是重要的部分。

孟子列举了这些礼制后说:所以齐景公错了!以对大夫这么高级干部的礼仪,用到一个虞人——公园园长身上,所以这个虞人宁死也不从命,他是对的。同样道理,以召士的标帜去召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敢随便接受。况且你们现在的国君,下达一个命令要我去看他,随便叫一声,我就要去吗?对不起,我不会去的。因为一个国君想见一位贤人,召见的方法不合规矩,不合礼仪,不守制度,等于是一方面请我去,一方面自己又把门关了起来。

他又说:义,合乎道理是道路;而礼仪是大门,只有君子走这条大路,进出这个大门。《诗经》上记载说:周朝文化鼎盛的时候,不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在文王、武王建国时,像宽阔、平坦、坚固的大道一样;而且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是笔直的,不转弯的。所以君子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坦直大道,小人则仰望着去效法。

万章这个学生很厉害,当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又问了。他抬出了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来,指出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生活行为的《乡党》篇中,所说的一件事,他说:鲁国的国君下命令召孔子,孔子不等到车子准备好,立刻就跑路赶去了,依你的说法,孔子也不合礼制了。

孟子说:你又错了,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他有官职在身,所以“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他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在他晚年闲居读书的时候;他那时有官职在身,负有责任,所以非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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