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一听到孟子说孔子“猎较犹可”这句话，好像打拳的，趁对方张开门户，有了空隙，立即一拳过去，对孟子说：这样说起来，孔子当时出来做官，可以将就现实，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将就一下呢？因为依你说，孔子当时出来做官，也是委屈了自己，走了一点点歪路，将就了一下，没有完全走直道。孟子说：孔子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走的是直道。

万章说：你刚说的，他出来还是要先打打算盘，先“猎较”一番，如果走直道，又何必“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这里“簿正”一词，现代的人不易了解，书上的批注有“未详”两字，也就是不清楚。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是刻在竹片上，名为简，简的上面挖了孔，用牛皮制的筋，名为韦的，把它贯穿在一起，拼拢来的一端名为簿。所以“簿”字的上面是“竹”字，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把牛皮做的韦都翻断了三次。

孟子这里是说，孔子以正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古代的文化，以祭祀为先，并不是以四面八方来的机会作为谋生工作，他是以文化精神来竞争的。

对于这一段，我的观点又与古人不同，古人除了以“不详”说明以外，另一批注，硬把“猎较”认定是打猎，说是因为祭品不够，所以要打猎。孔子先对一下数字，怎样安排，不以四面八方的饮食拿来做祭品。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应该是“不食嗟来之食”的意思，宁可饿死，也不能随便，只有以文化传统的精神去竞争才是正理。

万章说：既然鲁国这样对待孔子，孔子何不走开？

孟子说：孔子怎么可以走开？鲁国是父母之邦，是孔子自己的国家，他要在自己的国家开一个好的风气，造就善因。如果开了风气，大家并不接受，不能发生影响，行不通，这时当然只好离开父母之邦了。因为很伤心，所以犹豫不忍离去，拖了三年，不得已才到国外去。

孟子答复万章所问，说到孔子在鲁国做事及去国的经过，也等于把自己的心境说了出来，所以，孟子与万章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充满了机锋。

孟子又继续举出事证，说明孔子做事有三个方向，这些都是我们立身处世，值得效法的。

孟子说：孔子若准备出来做事，是认为这件事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是有意义有贡献的，这就是“有见行可之仕”。其次，有的时候，名义、地位都不计较，只当一个顾问、参议，甚至没有任何名义，他也可以在旁边敲边鼓，站在旁边协助，这是“际可之仕”。还有第三“公养之仕”，就是老了，退休了，国家供养他一点生活费，这一点，他就接受了。

孟子说，孔子当时在鲁国出来当司寇的时候，是季桓子请他的，那时他是认为对社会国家会有贡献，所以才出来。而上来第一是杀了少正卯，少正卯是当时鲁国有特别的名气，有特殊号召力的“闻人”，孔子知道他这种人，将来可能危害社会、国家和天下的老百姓，所以一上台就杀了他，免贻后患。大概孔子干了三个月，便被权臣反攻而下台了，可能也与少正卯这件事大有关系。后世反对孔子的人说，少正卯何罪要杀他？

大家不知道，孔子列举出来五条重大问题说: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一段在《荀子·宥坐》中的文字，意思是讲，如果一个人，通达世故却用心险恶，心性怪癖而又固执己见，言论谬误而善于诡辩，广为收集和善记别人的丑恶隐秘之事，包藏错误并混淆视听，这五大罪过，少正卯兼有，故诛之。

在这段记载里，同时提到了“太公诛华士”，这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也有记载，说的是姜太公封齐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人的对抗和阻挠，令出不行，社会局势很不安定。为了治理齐地，太公邀聘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华士出山，但华士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标榜，拒绝了。为了以儆效尤，使政令通达，太公下令诛华士，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使局面安定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又想到东汉的时候，刘备入川，要诛杀蜀中名人张裕，诸葛亮问刘备：什么理由呢？刘备说了两句名言，“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千古以来，诛杀异己的关键所在。

孔子原来有三千弟子，而少正卯一出来，孔子的三千弟子，几乎有一半都被少正卯的谬论迷惑了。在当时而言，少正卯影响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但又不是杨朱、墨子一流。固然，孔子杀少正卯，成为历史的疑案，但我们相信孔子的人格，他是无私心的。在当时，孔子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有出来从政的价值，所以出来做了司寇，掌管立法与司法；后来眼看良好的风气建立不起来，只得离开父母之邦，去周游列国了。

孔子出国以后，在卫国住得最久，等于是他的第二故乡，卫灵公对他也满恭敬的。卫灵公的大臣们，对孔子也很好，像卫国的贤人蘧伯玉，都是孔子的好朋友，所以孔子在卫国很受欢迎，在人际关系上也处理得很好。他并没有出来做官，而是从旁协助。

卫灵公之后的卫孝公，对他也很好，给他养老，孔子晚年也喜欢在卫国居住，所以是“公养之仕”。卫孝公就不像卫灵公那样了，对孔子虽然恭敬，但是属于例行的恭敬，没有特别之处；而孔子也不希望他有特别恭敬之处。孔子帮忙了卫国许多年，年老了该接受的公养就接受了。

这三点，是孔子一生对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合理该接受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一毛钱也不要。在礼制、道理上适合的，是恭敬；不适合的，有附带条件的，就是不恭敬，不要。这就是人生的行为哲学，行为的价值，也是尊重自己。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反面看也很有趣，万章一步一步想诱请孟子这位老师出山从政，万章这样努力，是否是受人之托？是否是热心于救世、救时代？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