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曾经说过：“用师则王，用友则霸，用徒则亡。”孟子的这种观念，也是继承孔子、曾子的思想，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定论。如汤之于伊尹，周文王之于姜太公，都是以师道相处；汉高祖之于张良，则在师友之间；刘备之于诸葛亮，则是以友道相待。所以用师道相处则是成王，成功最大；以友道待贤能的人，则可称霸；至于用徒，那就谈不上了，那只是爱用听话的人，只有让被用的人听自己的。用友则不同，可以相互讨论研究的；用师则更不同了，那就不只是讨论，老师说了就算数的。一个当皇帝的人，要听一个老头子的话，要听他说“你非这样办不可”，那还受得了！这种修养就很难。在感情上最痛快的就是用徒，只晓得当面“山呼万岁”，指东便东，说西就西，错了他也跟着错，绝不提出正确的意见。用这样的人虽痛快，可是有什么用？所以用徒者亡。

孟子又说：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但像费国这样的小国之君有如此的典范，在大国之中，也有如此懂得友道的。就像晋平公对于亥唐这个贤人，也是一样，他去看亥唐，亥唐说请进，他就进去；说请坐，他才坐下；请他吃饭，他也就和亥唐一起吃饭。虽然吃的只是普通的素餐，他也照样吃得很饱，因为怕亥唐说他吃惯了宫廷中的山珍海味，嫌弃亥唐的素餐。但是，他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晋平公并没有请亥唐“出山任职”，权、位、财富，一样也没给他。

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亥唐是一个贤者，是不愿出来做事的隐士，所以晋平公只是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和他交往，并没有以一个国君的身份和他做朋友。这只是私交、道义之交，不涉及公谊。否则的话，如请他做官，给他权位、财富，他可能和许由、巢父一样，要跑到溪水里洗耳朵，反而失去了一个贤人朋友。所以晋平公和亥唐这样的交往，是以一个读书人尊贤，不是以一个国君的立场。

孟子再举尧舜之间的友道。舜是尧的女婿，但在有岳婿关系之前，两人之间也是朋友，后来变成了君臣与翁婿的关系，最后才让位给他。

孟子说：当初舜见尧的时候，尧已经赏识这个人，想要他做女婿了，所以“馆甥于贰室”--古礼对女婿也称“甥”的，称“婿”是后世才有的。“贰室”就是副室，是帝王尧的副室，在尧隔壁的房间——古代君王的女婿，也称驸马，不是可以随时见到岳父的。在国家的体制上，驸马只是一个臣子，如果没有授给官位，还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且驸马是不许干预国家政治的，所以认真说来，驸马是很可怜的。

从前听说公主要选驸马下嫁，一些可能被招为驸马的人家，每向祖宗磕头，请求保佑，千万不要让公主下嫁到家里来。如果公主下嫁到家里，视为倒霉，每天吃饭的时候，公主坐在首席，公公婆婆反而要在一边陪侍，这种滋味，很不好受的。而尧居然将自己的副室让给舜居住，已经不把他看成女婿，两人谈得来，尧欣赏他，把他当一个朋友接待。开饭时，两人也一起吃，可见舜的学问、道德、见解，使尧十分欣赏。许多事情，舜都提出好的意见，尧都接受，两人是以友道相处。尧与舜在初期的交情，是天子和普通老百姓的友道关系。这些资料，在别处找不到，只有《孟子》这里提出来。当然，他是应该有所根据的，不会乱编故事。

最后，孟子列举了这几则友道的榜样，作了结论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这是孟子为友道下的又一个定义，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尊敬下面，就像尧当时对舜尊敬一样。尧的身份是君王、丈人、老前辈，但对舜以礼相待，没有以上级老前辈的身份对待下属，这就是“用下敬上”；以在下的态度，把他提高到平等看，这就是“贵贵”。前一个“贵”字为动词，后一个为名词——舜虽为下属，而尧看他是贵重的，因而就以贵重待他。“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这就较次一等了，因为自己仍居上位，为了尊贤而谦虚下士，尊敬别人，在下意识中，不忘自己身份之贵。但“贵贵”、“尊贤”，道理是一个，不过做法有差别。

《万章》中前面提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几种典型，这一段又谈友道的问题，孟子在讲友道时，进一步说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标准。其用意反正还是告诉万章，我自己绝对不会出来的，因为万章总是想说服他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