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尧教舜办事，他办得非常好，百姓都能够“安之”。这个“安”字，是非常难办到的。看中国书，研究中国的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主张与思想，两相比较的结果，发现中国人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安居乐业”两句话十二个字，就把西方人所有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说尽了。无论什么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做到了这两句话所说的境界，就做对了。相反，若人人都能过安定的生活，做到安居乐业，哪一个主义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人人安居而不受任何的扰乱，这就太难；但任何一种主义都很难达到使人安居乐业的目的。人人能够乐业也很难，所谓做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会怨？除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宏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

中国的民族性，只求自己能够安居、乐业，谁来管我都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实在太短暂，太少了。

我们常常在神庙中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看来好像很迷信，事实上，这两句话包括了四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做到。没有风灾，没有水灾，年年气候都很好，没有天灾人祸，国家太平，老百姓个个安居乐业，若要达到这个境界，是多么的难。为了希望努力达到这八个字的目标，因此又产生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做到“替天行道”。行什么道？爱全民，真正的仁孝，这就是天之道，替天所行的是这个道。

所以孟子说：舜因为做到了“百姓安之”，就证明全民接受了他，这可以说是上天给了他天下，也可以说是全民给了他天下，并不是尧私相授受，因为看中了自己的女婿，便私底下把江山送给女婿。舜在没有接位以前，辅助尧管理全国的政事，已有二十八年的行政经验了，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

有人或者会认为，一个人当二十八年宰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哪有当不下来的？其实，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事，还真难做。难在上面有错误，全要自己承担；自己做得好，功劳又要归于上面，而好处是全国老百姓的。任劳已经很难了，上面有过错，下面也有过错，都要自己去承当；任怨更难，上下的埋怨，也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自己不能有怨。这是非常难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不妨把三千年来，历朝的宰相统计一下，其中最好的宰相，做了多少年，当时国家的政治又如何。如此一来，就会知道孟子赞叹“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的道理。

平日读书，像读到这样一句，然后再去联想、观察历史上的事迹，才能把这句经书读通，才能“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可以“意逆志”而有所得了。不然的话，看了这种书，就觉得没有多大道理，甚至还会认为，如果自己能当二十八年宰相，那可是高兴死了。

《易经》也讲到这个道理，以干卦代表国家元首，以坤卦代表相；坤主顺，而顺是最难的。所谓顺，并不是只接受上面的意见，而是要上下平顺，下情要上达，上面的主意，要向下贯彻，才是完整的顺。所以孟子极力赞叹舜，认为他是非常难得的。

他又说“尧崩”，舜率领全国，服了三年的丧。中国文化，身份不同的人过世，各有不同的名词来表明。皇帝死了为“崩”，皇后或诸侯死为“薨”，其余“沮”、“死”、“夭”、“逝”、“捐馆”，等等，都有差别的，这是中国礼仪。不像西方人，伯母、姨妈、舅妈都是一个称呼，统统一样。中国则要分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称谓，也各有一定的礼仪，丝毫不得混淆。

舜服丧三年后，并没有宣布哪一天就皇帝位，并且迁到远远的河川南岸去，希望尧的儿子丹朱，能够继承天下。舜自己避嫌走开了，认为自己不能以女婿的身份，篡丈人的天下，把内弟压下去，可是尧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肖并不是坏，肖是像的意思，不肖是不像他父亲那么好，并不是不孝。所以尧发明了围棋，用来教育儿子，可见丹朱这个人，心念不定，喜欢到处乱跑，只好教他下围棋，希望他可以安静下来修心养性。像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人说“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身”，丹朱也就是这个情形。

舜虽然避开了尧的儿子，迁到南河之南去了，但是全天下还是归心于舜。一般诸侯，仍然向舜报告事情，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报告；有诤讼的也到舜这里来，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诉讼。天下都歌颂赞叹舜好，没有人去歌颂丹朱。舜只好接位了。所以孟子说，这是上天给的，不是尧与舜个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后世皇帝登基上台，每用“天与人为”四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假如，尧死了以后，舜就践天子位，立即住到尧的宫中去，把尧的儿子逼走，那算是篡位，不是上天给他的了。孟子借《泰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对万章说，上天怎样去看、去听呢？是从全国人民身上去看去听，既然“天与之，人与之”，全国人都拥护，这也就是天命所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