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国，尚人治而不尚法治。君王就是法律，后世演变成了“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要想反过来，改正君王、改正领导人的错误，就很难了，非“大人”而不能为。

中国儒家特别标出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读书目的，就在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做到这样，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就是大人了；大人是小人的对称词，小人就是普通人。这里孟子说，只有大丈夫才能改正一个领导人的错误。

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说：“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也就是从儒家的“大学之道”思想来的。只有立大志为大人的才能做到，就像历史上的良相、大臣。所谓大臣、名臣、能臣、具臣、奸臣等的涵义区别，前面都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唯唯诺诺的，上面指东即东、指西即西的，则不是大人，那是奴才，更不是为国为民的人才。为国为民的人才，应该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改善领导人思想观念上的错误。由于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一定全对，所以孔孟一直推崇尧、舜为领导人的榜样。

同样的，一个社会团体的理事长，学校的校长，工厂的老板，以及各阶层、各行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为不一定完全对，而辅助者的责任就在改正他们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大宰相的责任在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

鼎鼐是古代煮饭、炖汤的锅子。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当宰相的一定很会煮饭烧菜，好像是掌锅的大司务，深谙调和百味的烹饪之术。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所标榜历史上的好宰相，首先是商汤时的伊尹，他最初是以厨师的身份来接近并说服商汤的，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名臣。“调和鼎鼐”的典故，可以说是因他而来的。

事实上，人人会吃饭，人人也能把菜煮熟，但并没有几人能够把菜做得既省钱又营养，同时色、香、味俱佳。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其中有大道理和大学问，很不简单。

宰相的调和鼎鼐，也就是“燮理阴阳”，但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不能做到调和阴阳，很难肯定。有时一个人与朋友也相处不好，更何况对上要秉承一位绝对权威人的意旨，对下又有那么多的意见，所以调和鼎鼐太不容易了。并且好人、坏人、好意见、坏意见都有，所以说，想要使上下和平、同心协力做一番大事，那是多么的困难。

燮理阴阳，不是说能够呼风唤雨，要晴便晴，要雨便雨，而是可以调和人心的善恶，以及人事的是非。更重要的是，他能“格君心之非”，就是能够改革君王心中错误的想法。古代曾有几位有名的宰相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孟子先说“人不足与适也”，这个“人”当然也包括国君在内；纵使是贵为国君，也不可放纵、放任，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规范。但因为国君操生杀之权，必须有“调和鼎鼐，燮理阴阳”本领的“大人”辅助他，才能达到“格君心之非”的效果，使君主去恶从善。

如果能够“格君心之非”，改正上面的领导人，使他做到仁，下面则没有不仁的了；使上面做到义，下面则没有不义的了。上面正，下面也会正；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这是一句俗话。

“一正君而国定矣”，这个“一”字非常重要。讲普通文法，如改国文卷子，“正君而国定矣”也可以，“一”字好像是一个赘字，可以去掉，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加一个“一”字呢？这就是文章写法的高明。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至二人之下，万人之上，担负治理国家社会责任的人，独有一个任务，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能够“格君心之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古代君主，日理万机，即使他最聪明，最有能力，仍经常会有错误。所以辅弼的人非常重要，他的唯一任务是“正君”，君正则国家就太平了。

从这里就可看出孟子的精神，是要我们知识分子知道，如果肩负着国家大事责任，就应该晓得真正的任务所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佛学的《宗镜录》作者宋代永明延寿禅师，他是儒、释、道无所不通的人。他自己修道有证果，死后人人都知道他是弥陀的化身，这是宗教范围的说辞，且不去管它。他的文章非常好，其中有几句话说得甚为精确：“如获鸟者，罗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罗；理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功”。如果以这几句话作为《孟子》这一段的诠释，问题都解决了，都明白了，不会再受古人乱作批注的欺骗了。

这句话是说，在空中张开罗网来捕鸟，而捕到鸟的，不过是罗网中的一个小洞目而已。但是切不可以为这个小小的洞就是一个罗网；换言之，不可以认为只是这一个小洞的功劳。罗网是由许多小孔编织成的，这只鸟刚好闯上了这个小洞而已，实际上功劳仍然在整张罗网上面。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治理好了，往往功在一人，如汉代的立国，成功的在汉高祖一人。但是不可以认为只有他一人有功劳，他下面还有张良、萧何等许多了不起的人辅助他，才使他能够成功、成名。

永明寿禅师是用两句世法的话来解释佛法的，我们再转借他这两句话来诠释《孟子》这一段，也就非常清楚了。

《离娄》篇的上章，关于君道——领导人的修养应该走的方向、路线，到这里大概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