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谈到父子之间的教育问题，让我们看看曾国藩介绍的有关父亲教子弟的一则笔记，他搜集得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再整理了。他并为这一笔记安了一个题目叫“英雄诫子弟”。

曾国藩说，古代的英雄，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于是他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你要好好地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坏事是小的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好事是小的，而不去做。这是刘备吩咐儿子的话。

有些人往往看见一件东西很可爱，譬如上餐厅时，见到桌上一个搁筷子的竹型小陶器，认为这不值几文钱，没有多大关系，顺手把它带走，这就不对了。

刘备又告诉阿斗：一个人唯有自己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要好好跟丞相诸葛亮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二人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了。

刘备临死这几句话，是真心话，也很厉害，好像是一根绳子，一下子就把诸葛亮套住了。历史上还有记载，他对儿子说完以后，再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那又更厉害了。他说：“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你的学问能力，比曹操大儿子曹丕高了十倍，你看着办，我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帮助他站起来，你就帮助他；如果你帮助了他，而他仍然站不起来，那么你就自己干吧！刘备这几句话一出口，诸葛亮立刻跪下去，表明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自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说，你放心地去吧，我绝对不会坐这个皇帝位置，而且我到死为止绝不变心。

这两条绳子把诸葛亮一套，他只好六出祁山了。诸葛亮也的确履行了他的诺言，一直做到死为止。

但话说回来，刘备教他儿子的这段话和他对诸葛亮说的话，也的确都是真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块什么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古人说的“知子莫若父”，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家长对子女做的事，常会处理不当，那是由于他们偏爱、溺爱的结果，父母就被自己的偏爱、溺爱心理蒙蔽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对刘禅有许多责备批评，但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了，不如投降司马昭，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以后，司马昭还测验过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此间乐，不思蜀”。历史上依据他这句话，批评他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他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地去思考研究，否则就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再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而且他擅于辞令，很会说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引喻失义”，没有理由的事情，在他嘴里都可以说出一套理由来，而且更用种种的譬喻来说动人，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来说动孟子出来为齐国做事，以拯救天下一样。阿斗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

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出师表》。事实上里面大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地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是如此的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再回到曾国藩的《英雄诫子弟》的本文，他第二个引用西凉李嵩的训子故事。所谓西凉，时代上是三国吴、蜀、魏相继灭亡之后，所谓三国归于晋，由司马家立国为晋。西晋、东晋共有两三百年，天下非常纷乱，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而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隋等所谓六朝。

李嵩便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气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如果以现代的地域文化观念来衡量，或许要奇怪，远在甘肃以外的边区地方，怎么会培养出这样饱学的人才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现在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地区。中国的文化，是由西北发源，经中原而慢慢发展到东南区域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

最初，李嵩是在那里做地方行政首长。当天下大乱中央政俯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就自己在西凉称王了。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一个当领导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容易被左右的大臣专权玩弄，这是做领导人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胡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乙某说你很好”，这句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地说“乙某对你有意见”，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一定要用客观并且和平的方式处理。比如说，总务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人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下决定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地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在问话或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如果自己想到怎样办就一意孤行地办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莅事五年——实际上他的从政经验当然不止五年，这是以他自己挂牌称王算起，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要去挑起来；有时冤枉还是替别人承担的，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有再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够做到。“匿瑕”就是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对部下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所以他能做到“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这种本事实在难得。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了。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这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曾国藩所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前面说过，这个宋，不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代的东晋、宋、齐、梁、陈中刘裕所建立的“刘宋”。

在那个时候，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很盛行了。刘裕出生以后，父母怕他不能长大成人，送他到庙子，请一位比丘尼抚养，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也叫“佛奴”。后来他当了皇帝，继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在当时，宋的版图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就是现在湖北、湖南等地，兼领荆、湘等八州的都督，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兵权，等于现代南方的总督。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

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是我们兄弟的作为所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他的弟弟说：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否困难，不管是否行得通，非做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你这种个性，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他说：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是他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对于知识分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其次，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再引用西门，因为没有明确名字，不易考证。大概是指战国时的一个名臣西门豹，有关他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众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又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们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缺点作为借鉴。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拿出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了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文帝”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

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相当于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臣道加以辅助。

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将来不要跋扈僭替。一方面也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了。

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俯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

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重点。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意气而草草断案。

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

对于他人的好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就应该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了。

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要慎重地考虑。

古代常见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来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不可以送人。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

宋文帝更以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外面也因此而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

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当时的南北朝，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他的理论是，不能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也不能没有威严，所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偶尔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帾齤搏、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养成。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瞭，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做人处世上说起，谨言慎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对别人提到自己的父母亲，则要称“家父”、“家母”；父母过世了，也只能称“先父”、“先母”；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你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他引用这个比喻，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他又说：评论别人的好坏，或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唆，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的女儿一样，在替她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对她叮咛，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又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对人敦行厚道，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错，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

有一个人的作风是另外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

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做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结果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他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

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地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多做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有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文章。

对于“不责善”一词的含义，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并不是教子弟不做善事，而是对子弟不做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是对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做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的不责善，而要适度地包容、体谅。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学生子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多说反招来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的文化，是佩服赞叹忠臣的。忠臣固然好，但我们不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忠臣，因为自古的忠臣都是产生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乃至于危亡的时代。如岳飞、文天祥，都是这样。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的痛苦与悲哀，而我们所希望的，是永远天下太平。同时也希望家庭没有孝子，这句话是说，在一个和睦安乐的好家庭中，永远显示不出孝子来。例如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母抱病无法就医，做儿子的牺牲自己，设法给父母就医，奉养父母，这才显示出他的孝道，所以孝子是这样产生的。

在忠臣、孝子这两个美善名词的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因此老子也说过：“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话说得最彻底了，儒道两家可以说是同一个论点。

回到前面所说的古人“易子而教之”的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毕业出来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头头是道；但往往忘记自己的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花上两年时间找资料，有关无关的一起找来，瓜棚搭到柳树上，写下几百万字，煌煌然的一本巨著。可是读了半天，很难看见著作者本身的真知灼见，全是抄来的数据。这怎么叫学术？只能算是记文字的技术罢了。

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愍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当政，后由梁襄王接位。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在权力、利害的冲突下，就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嫉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

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这种种的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累积而已。

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时代，家庭的悲剧太多了，简直不可数计。更早的春秋时代，孔子研究《易经》时，就曾在坤卦的系辞中说：“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种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一直到孟子这个阶段，也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如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例如汉高祖，被项羽追得紧迫的时候，他把父亲丢掉了不管。后来在更危急的时候，把儿子也推下车去，减轻重量，才能逃得快。所以英雄人物，无法以常情揣想。也因此，我们正史以外的史书，如历史小说《木皮散客的鼓词》、《杨升庵二十五史弹词》、《桃花扇·哀江南》的词牌等，除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批判与感叹，也描绘出人性的可怕。

这种历史背景，在《孟子》这类经书上，不大看得出来。要读《战国策》等史书，其中有关魏、齐等国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宫廷中所发生的种种家庭问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才有公孙丑的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