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的整个精神，都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立场为出发点。因此，他效法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在历史的使命上，对于当时许多有权力的领导人的不当作为就负起了责备的责任。

尤其在《离娄》这一章中，大部分讲的是“君道”，就是一个领导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以及“臣道”，负有行政责任的高官厚禄者做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师道”，学术文化的修养以及如何担负社会人类所赋予的职责。

至于冉求的一段故事，已见诸于《论语》中。现在孟子引述了这个故事。

“求”是孔子的学生冉求，“季氏”是孔子在鲁国时的一个权臣。权臣一词，以现代语来解释，近似于所谓“当权派”的主要人物。古代权臣的权力常常很大，举例来说，像汉末献帝时代的曹操就是典型的权臣。他当时的权力实际上等于皇帝，而汉献帝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曹操对他摆布自如。季氏在当时的鲁国也有这样的权力。孔子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周游列国，正是因为鲁国有季氏家族的原故。

当时孔子的学生非常多，散布在各处，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冉求也是七十二贤人之一，是相当有名气的。但是，名气是名气，学问是学问，读书是读书，职业是职业，不可混为一谈。

“无能改于其德”这句话，已经点出来有关“臣道”的精神。尤其在古代帝王制度下，大臣对于帝王是应该有所匡正的，不该为了吃饭、为了职业只是听话而已。如果上面说“向后转”就向后转，说“退两步”就退两步，那不是儒家的臣道精神。所以，孟子说冉求“无能改于其德”，只就这么一点，说明孔子对这个学生不认可，不发毕业证书给他。

其次“赋粟倍他日”这句话，就更严重了。冉求善于理财，而他理财的方法是搜括民间的财富。古代的经济制度与现代不同，在季家这样的权臣家族中当总管，冉求等于一个小诸侯。当时的立法不像现在一样讲民主制度，他只要讲一句话就是法令。当时冉求在税捐制度方面，包括田赋、兵役，以及其他税捐制度上的措施，帮忙季家收敛民间的钱财，把老百姓搞得很苦。

孔子晓得了冉求这种做法，非常生气，告诉其他的同学说：冉求这个人不算是我的学生，“小子鸣鼓而攻之”。这里的“小子”，不是现代北方人骂人小子的意思，是指年轻同学们，可以鸣鼓而攻之，“修理”他可也！

所谓“鸣鼓而攻”，现代是看不见了。在古代，一般盛大的典礼如祭祀时，差不多都会有锣鼓助阵。至于战场上，更是以锣鼓为号令。旧小说中，我们常会看到“鸣金收兵”的用语，双方敲起锣来就是鸣金，双方便按兵不动。如敲起鼓来，部队便向前冲锋，所以鼓是进攻的号令。在国乐中，鼓也是领头的地位，试看平剧以及由各种乐器所组成的国乐团之中，鼓手就等于西乐的指挥。其他的乐器都要随鼓声而起奏，所谓抑、扬、顿、挫、起、止，都要应和鼓声，所以鼓也是最难打的。

孔子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等于下攻击令。虽然其他的同学们基于同窗之谊，不见得会真的拿冉求开刀，但这就足以证明孔子对冉求发了脾气。

孟子引用冉求的这段故事，也就是“点题”了，说出了这一问题的中心所在。接下来就发挥他自己的意见：“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这也就是孟子学说与思想的中心，尤其是《离娄》这一篇的重心。

孟子说，从冉求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行仁政，而想要富国强兵，在孔子的心目中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当然更不足以效法。何况像在孟子那个时代，一般领导人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恃兵力的雄厚不讲道理，强行发动战争。在这种思想之下，经过多年的经营，乃至激烈的战争，后来虽然达到了富强的目的，争到了权力，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上，仍要以《春秋》笔法为他加一个字——“伐”。这就是说，他的富强是侵略他人而来，不是以军事道德、政治道德所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