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也是《公孙丑》上篇的结论，也就是孟子述明平生立志学孔子的道理。我曾说过，许多人不管他学佛、学道、学儒，年纪活到一大把了，还没有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没有立定将做一个什么样人的志愿。像孔子、孟子，“十五而志于学”，已经开始立志了。人生观是一定要确立的，现在孟子引用古人的志趣，来反衬出他自己的人生观。

他说伯夷当隐士，人品极其清高，他严格地选择老板，连周武王都看不上。他认为不是理想的老板，就不替他做事;不够朋友的人，不和他做朋友;朝廷里有坏人当政的话，他就不到这朝廷中去。像纣王是他的本家，因为是坏人，他就走开了。他也不愿意和坏人说话，如果让他站在坏人当政的朝廷上，或者和恶人说话，他就感到难过万分，好像自己穿了礼服坐在烂泥坑里或煤渣堆上一样，觉得别扭难过。他对是非善恶分得太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是非善恶分得太清楚了，就没有福报。是非看清楚之后，必须能包容，如果不厚道，变得愤世嫉俗，这也算是一种毛病。

孟子这里说，基于这种讨厌坏人的心理发展下去，如果和一个普通人站在一起，看见这人帽子戴得不端正，伯夷就偏过头去，理都不理就走开了，好像生怕看上一眼、打个招呼就被玷污了似的。所以诸侯们虽然写了言辞恳切的聘书来聘请他，他都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是因为他的人生态度是不屑于去将就别人，所以结果搞到“天子不能臣”，皇帝没有办法找他来做干部;“诸侯不能友”，各国的诸侯想和他做朋友都办不到。他望望然而去之，走了,硬走到首阳山，困在那里吃野生植物蕨薇。这种植物，在登山时如果迷途，暂时用来充饥，保持体力是可以的，长久地吃下去，一定会吃坏肠胃。所以他和叔齐兄弟两人吃出肠胃病而死。他们清高是清高了，可是对当时天下的生民并没有任何贡献。

孟子另外举出一个和伯夷相反的人——柳下惠。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是清高的人。可是大家不要以为清高的人都一定是坐怀不乱。万一乱起来，可比糟糕的人还乱，好比清水里放一团泥巴下去，就马上浑浊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究竟是怎么样的风格，看看孟子对他的描述就会知道。

孟子说:柳下惠对于坏的老板，只要答应帮他做事，说干就干，管你老板怎么坏，他无所谓。他也不以官小为卑贱，叫他扫地就扫地，叫他端茶就端茶，也无所谓。叫他当秘书长也可以，明天降为工友，他也好，后天去跑腿，他也没问题，都没有关系。答应了替你做事，他不但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凡是有好的人才，他一发现，立刻推荐给你。处处都走正道，按照正当的途径去做，这种人就是外圆而内方的。在外表非常圆融，叫他干什么事都可以，但是对于任何事情，都一定以正大的道理、正当的途径去做。假使被人弃而不用，他也不会怨恨;处在穷困之间，也不觉得自己倒霉可怜，仍然能够自得其乐。这种修养的境界可以说是非常之高。

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外皆圆就糟糕了。柳下惠对人，处处都圆融;可是在内心有自己的章法，所以也敢和坏人相处或做朋友。他常说:没关系，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脱光了衣服在我的旁边，也没有关系，反正我衣服穿得整齐清洁，因为你是你，我是我，你不可能把我染污得了。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地和别人相处，而不失自己的操守。

“援而止之而止”，你要他留下来，他就留下来。“是亦不屑去已”，因为他对那些有所不为、不愿混世同俗的作风有点看不上眼，觉得太拘谨、不洒脱，所以他“不屑去已”。

最后孟子对这两人的结论是:伯夷太狭隘了，有些孤高自赏，像小乘道;柳下惠不恭，处事不够严谨，也不好。太狭隘与不恭都有失中道，所以他走的是孔子的道路一大乘道;换言之，他走的是大舜之道，也是中庸之道。不过孟子没有把他自己所走的道路说出来，只说到“君子不由也”，这些都是他所不愿走的途径，说到这里就突然打住，结束了。

这种文章的结束方法非常之妙，司马迁以及后世的文章、禅宗的教育法都是这样。你问最后结论如何？他叫你参话头，自己去参，自己去下结论。

民国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提倡白话文，风行新文艺，于是有了新文艺理论。那时的新文艺理论家们引用了西方文艺的作品和理论，大肆攻讦章回小说、元曲等“大团圆”结局的章法。引申下去，攻讦古文，主张新文艺作品的结局要留下问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求答案。现在我们研究《孟子》到这里，知道文章中的这种章法远在几千年前的孟子时代就已有了。其实，古文里很多大文章，也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后来那些一股脑儿地引用西方文学的理论与作品作为立论根据的，不无“月亮是西方的圆”之嫌，以西方月亮圆而攻讦旧文学，则是不识自家的真面目了,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