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等荣辱,什么样的人生观自然会有什么样的荣辱观,荣辱观是一个人人生观、观世态度的重要体现．有人以出身显赫作为自己的荣辱,公侯伯子男,讲究某某'世家'、某某'后裔'．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荣辱则以钱财多寡为标准．所谓'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以及'死生无命,荣辱在钱','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等等俗话正是揭示了以钱财划分荣辱的标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荣辱观确实在金钱诱惑下发生了变异、动摇、失落,还有一种是'以貌取人',把一个人的容貌、长相、风度视为划分荣辱的标准。

以家世、以钱财、容貌来划分荣辱毁誉的人,尽管具体标准不同,但其着眼点、思想方法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纯客观、外在的条件出发,并把这些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财富,而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导致了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错误,结果吃亏的是自己。

在荣辱问题上,做到'难得糊涂'、'去留无意',这才叫潇洒自如,顺其自然．一个人,当你凭自己的努力、实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应得的荣誉、奖赏、爱戴、夸耀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切莫受宠若惊,飘飘然,自觉毫光万道,所谓'给点光亮就觉灿烂'．无可无不可,宠禄不惊,当如古人阮籍所云'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荣誉已成过去时、不值得夸耀,更不足以留恋．另一种人,也肯于辛勤耕耘,但却经不住玫瑰花的诱惑,有了点荣誉、地位,就沾沾自喜,飘飘欲仙,甚至以此为资本,争这99 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居官自傲,横行乡里,他活着就不让别人过得好．这些人是被名誉地位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了。

《庄子·秋水》篇中有言道'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得到了荣誉、宠禄不必狂喜狂欢,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这里面有一个哲理,即得失界限不会永远不变．一切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这种情况都是经常发生的,意识到一切都可能因时空转换而发生变化,就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淡看轻看开些,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

有的人在荣誉宠禄面前也许能经得起考验,但他未必能经受得住屈辱和打击．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等,都是对古往今来那些豪杰英雄的赞美诗．面对邪恶,为了正义,宁死不屈,以死论证伟大的人生,高尚的人格,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但在特殊情况下,'忍辱'也是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更多的人赢得荣誉．这就是'忍辱负重'．众所周知的《红岩》中的华子良,装疯卖傻那么多年,遭到敌人侮辱,也遭到自己同志的轻蔑,为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营救战友．这种人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多少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其荣辱观同样伟大高尚。

'美德的荣誉比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达·芬奇的荣誉观显然是重德轻财的．这与主张以人格高下来鉴定荣辱的观念是相通的．历来的士大夫阶层文化人,有些精神追求的人,往往在荣辱问题上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或士或隐,无所用心,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几,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能上能下,宠辱不计,只要顺势、顺心、顺意即可．这样一来既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百姓做点好事,又不至于为争宠争禄而劳心劳神,去留无意,亦可全身远祸；有时在利害与人格发生矛盾时,则以保全人格为最高原则,不以物而失性、失人格,如果放弃人格而趋利避害,即使一时得意,却要长久地受良心谴责．商业社会,要真正做到完全脱离物质而一味追求人格高尚纯洁确实很难．但要有了人格追求,起码可以活得轻松潇洒些,不为物所累,更不会为一次晋级、一次调房、一次长薪而闹得不可开交,即使不争不闹心中也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也不会为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投其所好,出卖灵魂,丢失人格．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二次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当你放弃利害,保注人格时,那种欣喜愉悦是发之肺腑的,淋漓尽致的．一个坦坦荡荡,人格纯洁的人,他的心是宁静安逸的；而蝇蝇苟苟的小人,其心境永远是风雨飘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