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优,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历代仁人志士崇高忧乐观的精辟概括．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句,在忧喜这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也可以达到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的境界,'当忧则忧,当喜则喜'．范仲淹记岳阳楼,一为重修岳阳楼,更为劝老朋友滕子京．滕子京当年作为改革派人物受诬被贬到岳州,心中愤愤不平．范仲淹便借记岳阳楼,而把规劝之言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自然艺术地表达出来．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人的忧喜情绪不因客观景物美好而高兴,也不因个人境遇不佳而忧伤,顺其自然,豁然,超然．一般人难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人毕竟是有情有欲、不可能受客观外界干扰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只是要在客观外界向自己压迫而来时,能够慨然以对,洒脱些,想开点,看远点。

在第三次经济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大面积失去心理平衡的就是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那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中老年知识分子,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其实也处于迷惘、困惑,找不准感觉的境地．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安于清贫,习惯宁静淡泊．苦读书,坐冷板凳,对他来说是喜,不是忧．而这一次却非同小可,不光有忧虑感,更有危机感,他们遇喜不敢喜,遇忧更其忧．在一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致富的机会,而且对知识分子也是政策放开、大展身手的好时光,这是可喜可贺的．可另一方面,特别是搞基础学科、传统学科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有被经济大潮淘汰感,要'下海'经商,没本事,不'下海'又不甘寂寞,何况人都有七情六欲,功利思想谁都有,谁也不怕钱多咬手,于是忧虑感更猛烈地袭扰着知识分子的心．要摆脱这种心境,就得顺其自然,当忧则忧,遇喜则喜．也就是说,面临第三次经济大潮的冲击,有条件、有本事者能下海者尽可以放下'斯文',与商人为伍,谋求经商之道,发财之路；没条件,没本事经商者,也不必随大流,一定要'下海',完全可以从实际出发,理直气壮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当忧则忧,遇喜则喜',不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要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无节制,而是要懂得掌握一个'度'．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和分寸,过了那个限度和分寸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追求自由人性和放纵自我之间只是一步之隔,一念之差．忧忿过度会导致对现实不满,进而伤害他人,损害社会公德；乐极生悲,无限制地'享受生活',就会堕落；就算不会堕落,也不利于养生,过优过喜都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

忌忧,找乐．这是现代人的忧乐观．生活中本来恼人的事就不少,假如你再庸人自扰,不是活得更累吗? '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卢梭说:'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忧虑和我们的痛苦,都由我们自己引起的'．人家'下海',我下不了,忧心忡忡,钱挣不到,本职工作也荒废了；人家孩子成绩好,你的孩子贪玩,也整天吵吵闹闹,连逼带打,更有甚者把孩子打死；年轻时为自己不成熟而忧郁,年长了,为头上多了一根白发、一条皱纹而郁郁寡欢,大有迟暮之感．其实,这些都属于应该注意,却不值得忧心如焚的事情．关键还是要自我调节,实在想不开,就从养生之道去考虑,经常忧郁容易早衰,长期忧郁会致癌。

忧也好,喜也罢,有时在客观环境不变,或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得靠主观调节,努力减少忧虑,多寻找一点快乐．把目光放远些,不要为眼前的境遇所困扰,所压倒；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诱惑,所腐蚀,做一股'浅浅水',让它'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

现实生活永远充满矛盾,问题是,有了忧愁要学会自我解脱,自行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