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上月间在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题目是‘魏晋与明末文人思想、生活的比较’，各报多有演讲全文或摘要发表。余先生指出，魏晋与明末的特异处，是在思想上、在文人生活上表现出的最大不同，也就是自我的发现，个人的发现，也可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中国素来缺乏一种个人主义，没有生活上、社会上像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勉强找中国历史上某些阶段有这种个人主义倾向的，第一要属魏晋，第二就是明代。

这是从学术研究的观点，谈论比较魏晋与明末两个时代的共同特色，并没有作价值的批判或得失的探讨。但很不巧，或者极不幸的，这两个时代的个人主义倾向演变的结果，是国破家亡，神州沦于夷狄。因而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尤其有扶危正倾、匡时济世抱负的志士，对这两个时代的学风与士风多有痛心悲愤之感。

魏晋与明末在学术上反汉学、理学及章句训诂的琐细苛烦，在生活行为上反名教、礼教与社会传统。大体来说是求豁达开放，自然无拘囿。学术上对老庄的钻研、文学上诗歌、小品亦有其特色，只是生活的放诞，行为的诡异，有些像现代西方国家的嬉皮或雅皮，反传统，反社会，求自我的舒脱。倘使魏晋之后不继以五胡乱华，明末而后不是如顾亭林沉痛言之的‘亡天下’，也许阮生的放诞，李卓吾等人的诡异，都可被嘉誉为风流旷达，品格独具。然而却不幸罹破国亡家之惨痛，于是不免有清谈误国之指责。

放纵适意，不受社会习俗传统的拘束，而又有学说上观念上的倡导，容易使世人为之风靡。刘琨在答卢谌书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诞。……自倾輖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这是五胡乱起后，以闻鸡起舞的壮怀，奋力河朔，以图匡复者悔悟少时放诞之言。顾亭林怀身家之痛，指明末士风‘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追求自我，放荡自适的习风，必然影响社会的安和与政治的败坏。廊庙大臣，傅粉薰香；社会贤达，诡异自私，相互感染激荡，‘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性；进仕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社会衰乱，国家败亡，乃势所不免。

若果个人主义是魏晋、明末思想生活的特色，那就是个人主义为中国历史两度铸成悲剧。我们今日正在‘困于逆乱’的艰险之境，应该以魏晋明末的史事为鉴吧！

编者注：本文选自74.7.27.中央日报第12版。作者是该副刊上常见的一位知名作家。

年来到处骄奢淫逸，一切以‘金钱’是尚，罔顾道义，腥风邪雨，充塞世间，以至某些偶像人物也在所不免！其个人身败名裂事小，但此项颓废思潮，风行草偃，习非胜是，造成价值观念混淆，影响国家社会事大。言之令人痛心。一读此文，愈觉历史是一面镜子，弥感亲切，借古鉴今，所以特别选入。而其病因，我认为主要在过度肉食，长期恶性刺激，影响了理智与灵性；加上少数特例，互相激荡，遂成巨浪。我并没有说素食者全是好人，但那些穷凶极恶的巨奸大恶；不问其学识地位高低，在饮食生活上都必是极端享受份子（至于偶有寺庙争产的新闻，我真怀疑他们中的一方有无吃素，更不知道是否真在修行？）说到此处，如要根本解决，必须在人生观念与生活上，有所配合。我在此不免又要建议读者，推销我的‘入佛之门’，去认识了解人生，知道人之与一般动物不同，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不必在辗转床褥、英年早逝，或到了监狱大门或刑场，才来补牢。早早多吃一些粗茶淡饭，小之不会大腹便便、脑满肠肥，少得高血压、心脏病等；大而头脑清醒，就会明辨是非，知所取舍了。

这是一道极富营养的精神粮食，服后能灵明气爽，提升生活品质，丰富人生，请读者细细咀嚼吧！

当前宝岛餐馆林立，每年的台北市，据说就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一桌筵席，动辄超过公务员一月薪资。那些邀宴有无必要？是否别有用心？有多少是辛苦正义之财？而不是羊毛出在别人身上！何况酒食微逐之外，还要将珍肴变成馊水废油。勿怪从先进国家回来的侨胞，都大感到太浪费了。我们究有何德何能？可以暴珍天物？最后所换来的：在个人方面，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癌病……等，在社会方面，是观念混淆，道德低落，犯罪日增，动摇国家的根本。我真希望有社会学者能对此作深入的探究，更盼望明智的读者，在了解饮食意义之后，能够跳出‘口爽’的陷阱，胃部不作尸体的坟场，而有最佳的选择。